公共資源法律法規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公共資源法律法規，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為了更好地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和諧用工關系，我國制定了勞動合同制度，并在實踐中逐漸將其完善。尤其是在新勞動法的實施運行之后，加速了傳統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轉型，但其所面臨的現狀仍是不容樂觀。

（一）勞動合同簽訂率較低，使得勞動者的合法權利未得到有效的保護

根據相關統計，在勞動法實施以來，我國的企業用工合同簽訂與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與此同時，由于未簽訂勞動合同而造成的用工爭議比例仍舊居高不下，這就導致了由于未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而使得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同時也對企業正常的人力資源工作造成影響。

（二）人力資源管理未能夠實現現代化

據有關數據統計，近幾年企業由于勞動爭議而敗訴的比例高達70%以上，而通過對其進行抽樣分析發現，除了由于用工合同所導致的糾紛之外，很多情況卻是企業在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之前，未能夠將應該執行的程序做到位，使得很多相關流程沒有留下足夠的證據，因此導致其在訴訟中敗訴。因此，在新合同法不斷提升勞動者自身地位的情況下，企業應不斷地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創新，從而使其更加程序化、現代化。

（三）勞動合同簽訂時間較為短期，影響長期、穩定的勞動關系的建立

從目前企業與勞動者所簽訂的勞動合同來看，多數是簽訂的短期即三年之下的合同，雖然在新勞動法頒布之后，這種現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但依舊未達到較為理想的狀態。短期合同無論是對勞動者還是用工單位來說，都有非常不利的影響。一方面，短期合同影響勞動者的職業穩定，使得其失業風險增大;另一方面，短期合同使得企業無法對勞動者實行持續的人力管理投入，從而讓對其長期戰略的發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所面臨的用工法律風險

在新勞動法實施之后，企業與勞動者的用工關系得到了更為有效的規范。雖然新勞動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勞動者的地位，但于企業而言，也為企業的人力資源發展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一）用工招聘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

作為企業吸收人才的關鍵環節，企業招聘對企業之后的發展及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都有極大的影響。但企業在用工招聘中，也會面臨許多的風險。首先，如果企業對先關的法律規定能夠不夠了解，在其招聘啟事中可能會存在很多的法律風險。如近幾年來用人單位因的招聘啟事帶有性別、身份歧視的招聘公告，而被告上法庭的事件越來越常見。由于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用人單位在接受勞動者時，不應因民族、信仰等不同而歧視勞動者。用人單位的這種行為輕則會造成其企業形象的損失，重則會招致訴訟風險。其次，企業人力資源在勞動者試用期因約定產生的法律風險。從現階段來看，許多企業存在在試用期可以隨意更改試用期限，強制勞動者執行約定之外的工作的錯誤觀點。這種行為不僅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使得企業因未履行相關的法律規定而承受法律風險。最后，企業未能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而承擔的法律風險。從之前的勞動爭議中可以看出，多數情況都是因為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所造成的。由于不簽訂相關的勞動合同就能夠使企業不給勞動者繳納一定的社會保險，這在一定程度上就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利。而新勞動法規定，如果不與勞動者簽訂相關的勞動合同，將會對企業實行相關的處罰。因此，企業如果未按照相關的規定與勞動者簽訂合同，將會承擔相應地法律風險。

（二）企業在對勞動者實行管理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

在用工招聘之后，企業將會對勞動者實行一定的管理，從而確保其可以正常的進行日常工作，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企業管理不當，也將會使其承受一定的法律風險。首先，對員工的考核所承擔的法律風險。企業實行員工考核制度，是為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使其可以更好地為企業的發展而服務。由于企業的績效考核制度是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下所制定的，因此其在具體的考核評價、考核指標體系的建立過程中，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風險。例如企業所指定的考核制度不符合勞動法的規定，企業對員工所行使的崗位、薪酬變更等未能依照相關規定能夠等，都會對企業的管理產生法律風險;其次，薪酬管理所承擔的風險。在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薪酬制度是其核心，這關系到員工的穩定及貢獻性，良好完善的薪酬制度可以為企業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但隨著新勞動法的實施，由于薪酬而引發的糾紛愈演愈烈。企業在制定的最低工資要求、試用工資規定、加班工資及工資發放制度等，如果某方面不合理，都會對企業造成一定的法律風險，從而引發勞動糾紛。

三、規避企業人力資源中用工風險的相關措施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才對企業的作用越來越大。作為企業管理的關鍵環節，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能否良好的進行，對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因此，為了更好地發揮起作用，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用工風險的規避：

（一）優化招聘程序，降低風險概率

對企業人員的招聘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開始，因此，為了從整體上降低企業的用工風險，就必須從源頭上進行規避。首先，在進行招聘啟事的撰寫時，企業要在對相關的法律規定進行詳細解讀的基礎上，進行專業的信息，在不包含任何歧視的基礎上，從最大限度上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其次，企業要按照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嚴格執行試用期的相關規定，從而降低試用期的法律糾紛。一方面，要對試用期滿的人員解除合同關系，并辦理相關的手續證明;另一方面，企業對于合同期的使用者，不能私自強迫其執行合同以外的工作安排，從而降低試用期由于工作問題而造成的勞動糾紛。最后，對于決定錄用的勞動者，企業要在規定期限內與其簽訂勞動合同，從而既可以避免相關的法律規定的懲罰，又可以在糾紛發生時，為企業的合法權益提供保障。

（二）創新管理機制，降低管理風險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企業在其人力資源管理中也要積極進行相關的創新管理，從而更好地適應經濟新常態。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時，會面臨許多相關制度規范的制定，如休假、薪資、獎懲等制度，而在這些制度的制定中，稍有不慎就會引發法律風險。因此企業在進行人力資源用工風險規避時，要從這些制度入手。首先，企業要對這些制度進行風險排除，將有漏洞或者不盡完善的制度進行修改，并根據相關的新規定來積極彌補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空白，只有在各項制度完善的基礎上，才能為企業的管理提供保障;其次，企業要更新人力資源觀念，建立起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機制。隨著人才對企業發展的貢獻率不斷提升，企業在之后的人力資源管理中，要積極摒棄傳統的將人視為生產成本的觀念，建立起以人為本的科學制度。只要真正重視員工，對其進行人文關懷，并積極聽取其對企業發展的建議，使得勞動者真正參與到企業的管理發展中。只有這樣，勞動者才會減少與企業的對立感，產生企業歸屬感，將企業的發展作為自己應有的責任。在這種以員工自身價值為核心的管理中，不僅會降低人力資源管理中所面臨的風險，還會為企業的長遠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支撐。

篇2

面對我國旅游景點價格近年來的迅速上升，正確理解此規定具有重要意義。理解如下：

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耗費了公共資源，具有一定的公益屬性，因此其收費定價不能完全由市場來決定，政府應當有一定的行政管制。所以，對于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包括景區的門票以及景區內的游覽場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費項目，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指導價，嚴格控制價格上漲，確保公眾利益。

公共資源是指那些沒有明確私人所有者，人人都可以自由獲得、免費利用的資源，如海洋、湖泊、草場等。在我國，公共資源屬于非私有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憲法》第6條、第9條、第1.0條和《物權法》第41條、第58條明確規定了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物，即公共資源。公共資源具有公共性，公共資源的使用權應該屬于公眾，其應服務于社會公眾的利益。所以，任何漠視公共資源的公益性，壟斷或獨占公共資源，對公共資源擅自定價的行為都是對社會公眾利益的侵害。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是指政府利用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的資源，如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地方財政部門撥付的款項、政府有關部門征集的捐款等，來建設的為旅游者提供游覽服務、有明確的管理界限的場所或者區域。門票，是指進入景區的憑證，又被稱為人場券。門票一般是一次性的，而且需要花錢購買；也有門票是磁卡或電子卡，通過刷卡繳費，可儲值并多次使用。另行收費項目，是指除景區門票以外的任何收費項目，包括景區內的游覽場所、交通工具、特殊景點、游玩項目等的收費。政府定價，指依照《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制定的價格。政府定價的定價主體是政府，具體價格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有關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制定。政府定價具有強制性，屬于行政定價性質。凡實行政府定價的商品價格和服務價格，不經價格主管部門批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無權變動。政府指導價是指依照《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按照定價權限和范圍規定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格。政府指導價一般由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物價部門和業務主管部門，根據自己的權限和市場現狀，通過規定基準價、浮動幅度、最高限度和最低保護價等，指導制定的商品價格和收費標準。

如果景區管理部門欲收費或者提高價格的，應當按照《價格法》和《政府制定價格聽證辦法》的規定，遵守行政程序法中的聽證制度，舉行聽證會，征求旅游者、經營者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論證以下內容：其一，必要性，即為什么一定要收費或提價；其二，可行性，即擬采取的收費或提價幅度是否符合實際情況，是否行得通。聽證會應當遵循公正、公開、公平、效率的原則，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證會程序還應當至少包括公告、通知參加、開會和決議等環節。

對于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管理部門可以根據情況設立另行收費項目，如景區內由私人投資建設的游覽場所。但是，不得通過增加另行收費項目變相漲價。對于已經收回投資成本的另行收費項目，所收費用僅用于支付維護成本，因此應當相應地降低價格，甚至取消收費。

由于公益性的城市公園、博物館、紀念館等，本質上屬于公共資源，是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的公共設施，使用政府財政公共開支，因此，應當對公眾逐步免費開放。

文物保護單位一般是指我國確定納入保護對象的不可移動文物的統稱，并對文物保護單位本體及周圍一定范圍實施重點保護的區域，包括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等。文物保護單位都是古代科學技術信息的載體，對于科技史和科學技術研究有著重要意義。文物保護單位根據其級別分別由國務院、省級政府、市縣級政府劃定保護范圍，設立文物保護標志及說明，建立記錄檔案，并區別情況分別設置專門機構或者專人負責管理。《文物保護法》第13條規定：“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在省級、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中，選擇具有重大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或者直接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報國務院核定公布。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報國務院備案。市級和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分別由設區的市、自治州和縣級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備案。尚未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由縣級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予以登記并公布。”根據《文物保護法》和《文物藏品定級標準》（文化部2001年第19號令）規定：文物藏品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分為一、二、三級。具有特別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代表性文物為一級文物；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為二級文物；具有比較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為三級文物。具有一定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為一般文物。

篇3

關鍵詞：采礦權；轉讓；問題；對策

隨著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礦產資源的需求和消耗均大幅增加，作為礦產資源開采權載體的采礦權稀缺性進一步凸顯，通過非法定形式轉讓采礦權及規避報批的情形隨之大量出現。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需及時分析，提出“止損”和完善措施。

1 采礦權轉讓實務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礦產資源法》第六條規定：“已取得采礦權的礦山企業，因企業合并、分立，與他人合資、合作經營，或者因企業資產出售以及有其他變更企業資產產權的情形而需要變更采礦權主體的，經依法批準可以將采礦權轉讓他人采礦”，明確了采礦權轉讓的法定形式。《探礦權采礦權轉讓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審批管理機關批準轉讓的，轉讓合同自批準之日起生效；不準轉讓的，審批管理機關應當說明理由。因此，法律法規規定是明確的，即采礦權應按法定方式轉讓并經審批管理機關（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審批。然而，正是由于法律法規對采礦權的轉讓設置了如此嚴格的條件，導致采礦權二級市場基本沒有進入良性發展軌道，在取得采礦權后，不經過主管部門的批準，非法轉讓的情況占相當大的比例[1]。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1.1 程序倒置，采礦權轉讓審批的立法本意實現難

根據國土資源部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礦山企業辦理采礦登記與企業工商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采礦權人轉讓采礦權，受讓人為已設立礦山企業的，應在采礦登記管理機關批準轉讓并領取采礦許可證后，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辦理變更登記。即國家為了防止采礦權被“倒賣牟利”，保證有限的礦產資源能夠集約利用，依法對轉讓條件和受讓人資質進行審查，規定采礦權轉讓審批頒證是企業工商變更登記的前置條件。而在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日趨成熟的情況下，轉讓雙方多通過股權轉讓、合伙份額轉讓等方式實現采礦權的實質轉讓，并直接辦理礦山企業的工商變更登記。隨后受讓人才持變更后的工商營業執照到國土資源主管部門申請“補辦”轉讓審批，造成采礦權轉讓審批和工商變更登記的程序倒置。面對原采礦權人聯系困難和工商登記已經完成的既成事實，國土資源部門處境尷尬，無法對采礦權轉讓條件和受讓人資質進行嚴格審查，采礦權轉讓審批的立法本意難以實現。

1.2 惡意炒礦，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總體規劃執行難

隨著礦產品市場飆升，在超額利潤的誘惑下，一些礦業權人（尤其是采礦權人）利用種種手段，在無償或低價獲得的礦業權后，通過轉手倒賣獲取高額利潤，進行“炒礦”。“炒礦”是在買賣過程中獲取利潤，不對礦山的生產經營作長期安排和投入，即使生產也是短期性和掠奪性的，因此對礦產資源造成極大的浪費和破壞，危及礦山生產安全。經過層層炒作之后，礦權在買與賣的過程中，幾易其主，業主更替頻繁，導致管理“斷層”，破壞國家長期、整體的資源開發規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引發礦產資源價格不斷上漲，形成價格泡沫，加劇資源緊張[2]，加大了行政主管部門依法監督管理的難度，不利于礦產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礦業經濟的健康發展。

1.3 糾紛頻發，礦業秩序和社會的穩定維護難

未經審批私自轉讓采礦權的負面影響也非常明顯，轉讓人和受讓人之間、轉讓人股東之間以及轉讓人股東和受讓人之間紛糾紛不斷，法律訴訟頻發。據黑龍江省雙鴨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采礦權轉讓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調研報告》，該市近三年受理的13件小型煤井糾紛案件中，涉及采礦權轉讓的糾紛案件就有7件，其中煤井轉讓糾紛案件2件，股權轉讓糾紛案件3件，承包合同糾紛案件2件。在全國范圍來看，因糾紛訴訟引起的群體性上訪、鬧訪、纏訴不在少數，不少私營礦山企業幾經轉讓，關系復雜，涉及當事人較多，對礦業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

2 采礦權轉讓存在問題分析

2.1 現行法律滯后于社會實踐，是規避監管行為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采礦權轉讓實踐中，除《礦產資源法》列舉的法定轉讓形式外，還大量存在非法定交易形態的礦山企業股權、合伙份額的轉讓，能否一概定性為采礦權轉讓，現行法律無明確規定。國土資源部《礦業權出讓轉讓管理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礦業權適用不動產法律法規的調整原則。”《物權法》第九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我國對不動產物權變動采納的是登記生效模式，而《礦產資源法》及國務院的相關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在某些規則上與《物權法》精神不符，也未區分礦業權流轉合同審批與礦業權登記，甚至混淆，以致于執法實踐中適用法律存在諸多疑惑，亟待改進。

2.2 行政主管部門之間信息溝通不暢，是導致程序倒置的直接原因

由于采礦權轉讓受到嚴格的限制，同時又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利益，采礦權人自然會產生以股權轉讓的方式，來規避關于采礦權轉讓的嚴格限制的動力。現實中，可能存在記載不一致的能夠證明采礦企業性質的證明文件，如《采礦許可證》、《生產許可證》、《礦長資格證》和工商登記檔案等。不同的非規范性法律文件出現不同的記載內容，其原因與實踐中礦業開采、經營、轉讓的申請、批準和登記機關的分散性以及各個行政主管部門之間，沒有建立良好、及時的信息溝通有關，從而也導致了采礦權轉讓審批和工商變更登記辦理程序的倒置。

2.3 未經審批的采礦權轉讓不受法律保護，是糾紛訴訟頻發的主要原因

經過國家對礦業市場的調控和規范，大量的小礦山被關閉或整合，保留下來的采礦許可證更加一證難求，據2010年統計，全國開采企業11.95萬個，比1994年歷史最高年份的28.88萬個減少近60%，集約開發水平不斷提高[3]。截止2012年12月底，全國非油氣有效采礦許可證有9.7萬個，同比下降9.1%，較上年底減少9700個[4]。采礦權轉讓合同簽訂之后如未經審批，或因產業政策性調整，導致一方當事人無法履行報批義務，在礦產品價格上揚或受讓人經營效益較好時，曾經廉價轉讓采礦權的當事人受利益的驅動和誘惑，常以未辦理采礦權轉讓審批手續為由提訟或上訪。

3 規范采礦權轉讓的對策

3.1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礦產資源法律法規體系

3.1.1 修改礦產資源法

現行《礦產資源法》已經明顯不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迫切需要根據新形勢對該法進行修改完善。修改時應增設“礦業權轉讓”章節，明確界定采礦權轉讓方式、需要備案的具體情形，尤其對股東進出、股份變化、法人代表變更、企業性質轉變、企業資產整體出售（采礦權人不變）等與采礦權轉讓的關系予以規定，對其涉及采礦權轉讓的行為進行規制；明確不報批、不備案的法律后果；明確非法轉讓采礦權的情形及其承擔的法律后果。.

調整采礦權轉讓審批權限。按照簡政放權和“誰發證，誰負責”的原則，調整現行采礦權轉讓由部、省兩級審批的規定，實行部、省、市（州）縣（區）四級按頒證權限分別負責本級頒證的采礦權轉讓審批，其中部、省、市（州）三級的采礦權轉讓應按規定進入同級礦業權交易機構或公共資源交易機構簽訂轉讓合同。

3.1.2 修訂采礦權轉讓管理制度

實行采礦權轉讓的分類管理制度。對轉讓雙方簽訂轉讓合同并完成價款支付的情形，經審查采礦權符合轉讓條件、受讓人具備相應開發資質條件的，直接到國土資源行政主管部門辦理采礦權轉讓審批；經審查不符合上述兩項條件的，批復其轉讓合同無效。無意向受讓人的，由采礦權人委托礦業權交易機構或公共資源交易機構掛牌轉讓，確定受讓人，轉讓人和受讓人在交易機構的鑒證下簽訂轉讓合同，嚴格進行轉讓信息公示和轉讓審批。通過分類處理，增強法律執行的可行性，引導采礦權人進場交易，將采礦權轉讓納入依法監管的軌道。

3.1.3 完善采礦權登記制度

國土資源管理部門通過完善采礦權管理信息系統和礦業權配號系統，在采礦權登記中將礦山企業控股股東和法定代表人列入登記內容，并在采礦許可證副本上注明。控股權變動而沒有到辦理轉讓審批或備案的，基于采礦權產生的有關權益，國土資源管理部門應不予保護。

3.1.4 強化法律法規的銜接

礦產資源管理法律法規應加強與《物權法》、《合同法》及即將出臺的《不動產登記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銜接，實現采礦權的物權屬性和不動產屬性互不沖突、采礦權轉讓實務中存在問題能夠順利解決以及合理開發有限礦產資源的目的，促進我國礦業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

3.2 加強對持證礦山企業的監督檢查

國土資源主管部門建立日常動態巡查和采礦權年檢相結合的監督管理制度，加強對持證礦山企業股權變化情況的檢查，對企業控股股東發生變化而未申請采礦權轉讓審批的，下發整改通知，要求其限期整改完成；股權變化可能影響采礦權人經營策略的，督促其將股權轉讓協議報主管部門登記備案。對未按規定申請轉讓審批和備案以及轉讓審批和備案審查中發現股權變化影響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督促其整改，否則采礦權年檢不予通過，采礦權到期不予延續。對影響嚴重且涉及上市公司的，向證券監管部門提出相應監管建議。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規范，盡可能避免矛盾疊加引發的糾紛和訴訟。

3.3 建立部門信息溝通協調機制

國土資源、工商、證券管理部門之間加強協調，在辦理采礦權變更登記、工商變更登記和上市礦業公司股權轉讓信息披露時互相告知，明確告知義務和流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辦理礦山企業工商年檢和工商變更登記時要求提采礦許可證副本，發現控股股東與工商登記不符的，不予辦理工商變更和年檢。同時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與稅務管理、發改委等部門合作制定采礦權轉讓稅費征管辦法，對采礦權轉讓行為按規定征稅，受讓人憑采礦權轉讓合同、礦業權交易機構出具的鑒證文書和納稅憑證向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申請辦理采礦權變更登記手續。

參考文獻：

[1]曹曉凡，王正.淺議采礦權轉讓過程中的若干法律問題[J].中國礦業，2009（8）：21-23.

[2]尚宇，卜小平.對礦業權市場若干問題的思考[J].中國礦業，2009（4）：21.

篇4

關鍵詞: 水資源;管理; 流域;污染; 補償機制;管理體制; 綜合規劃

中圖分類號： TV21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我國水資源短缺，人均占有量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資源供應的短缺對我國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尤其是華北地區，已經處于危機的地步。隨著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這種問題將會更加突出。如今加強水資源管理工作，實現水資源可持續的利用，儼然成為當今我國政府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方面。

一、由水資源引起的主要矛盾沖突體現分析

在我國，水資源所有權屬于國家，是為典型的公共資源，其初始分配及進一步分配都是在自然分布的基礎上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來完成的，最終的水的消費價格也是地方政府制定的。由于管理體制、法制建設不完善及實施上的原因，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水資源使用過程中的矛盾沖突日益嚴重，對行政區域間的友好和睦相處、經濟發展、居民生活秩序甚至生命財產安全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1. 行政區域間、行政區域和流管會間及水資源消費者之間由于水資源用途等原因矛盾沖突突出

近些年來，這些單位或者消費者圍繞用水發展的矛盾不斷增多，主要體現在水量分配、徑流調蓄及水事活動間的協調方面，甚至演變為上游和下游、左岸和右岸、支流和干流、地方行政區和流域管委會間的掙水。例如，每年在黃河水資源問題上年開分水會議商議各省區分水方案時，各方爭議嚴重。出現了有的省區暗地里超量引水、兩岸省區各自挖引水渠引水等局面，幾度使黃河某些河段瀕臨斷流。在支流水量使用問題上，黃委會和流域各省份間也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很多流域省份對黃委會對該行政區域支流水量開采進行控制的做法相當排斥。

根據國務院批準的黃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在制定《黃河水量統一調度條例》時，黃委會認為必須要對黃河干流、 支流水量進行統一的規劃、分配、調度，但是山西省要求刪除汾河、河南省要求刪除陸渾水庫、但山東省要求刪除大汶河和東平湖，意見分歧非常嚴重，在1999年至2004年間，農民圍攻僅河南、山東兩局閘管所的次數就達30多次。

2. 水資源匱乏、浪費嚴重，并且普遍存在用水定額高及效率低下的問題

在我國，農業是水資源的使用與浪費大戶，在農業灌溉上普遍使用的是“土渠輸水、大水漫灌”的方式，在輸水時有超過一半的水滲漏損失，利用率不到40%，與發達國家相比相差一半多。在黃河流域，由于落后的灌溉技術、渠系缺乏防滲措施等原因，農業灌溉的用水率只有30%。西北地區這些水資源嚴重缺乏的地方，農業灌溉占用水總量的90%，但是用水率平均在30%～40%。

工業領域由于我國現用的用水設施技術落后，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10-20倍。工業用水的重復率是55%左右，而發達國家可達75%-85%。

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方面，沒有普遍形成節約用水的理念，鋪張浪費現象依然嚴重。北方城市人均用水在130升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幾乎沒有差別，但是生活水平遠遠沒有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高。并且我國城市中所使用的用水器具和自來水管網相對比較落后，僅在這兩項上水資源的浪費損失率大約在20%以上。

3. 水資源污染不斷加重，嚴重威脅供水安全，加劇了水資源的緊缺

按照水資源質量可將其分為5類。1類：符合飲用及漁業用水，水質良好；2類：污染較輕，符合地質水水質衛生標準；3類、4類、5類分別為較重污染、重污染、嚴重污染，超過這五類的水是廢水。

1987年參與全國水資源評價的河流匯中，有34%的水資源可用于飲用，達到1類標準，89%的水資源可達到2類標準，符合其他幾類的水資源綜合起來占到6%。但是隨著工農業的發展及人口數量的增加，大量的工業污水、生活用水在沒有處理的情況下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泊，嚴重加重了水體的污染，致使水體自凈能力不斷降低。主要的污染指標為生化需氧量、氨氮、揮發酚等。從全國范圍來看，水資源的污染正從東部向西部發展，從支流向干流、城市向農村、地表向地下進行蔓延擴散。直接影響到人民的身體健康及農業、工業發展，同時也加劇了水資源的短缺。

在加上水資源的過渡開發，流域引水監管乏力，相應利益補償機制的缺乏等直接加劇了水資源使用過程中的矛盾突出。

二、解決我國水資源管理突出問題的對策分析

水資源短缺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除了人口數量及氣候狀況的影響，水資源的管理上所存在的問題是導致其短缺的主要原因。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解決水資源管理上所存在的問題。

完善水資源法，并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提高管理效率

首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改變自然資源利用的觀念。將傳統的“取水權”改變為“水資源使用權”，雖然“取水權”制度是典型的使用行政手段配置水資源的方法，但是沒有考慮到到水資源經過分配后而出現的生產要素及私人財產屬性。所以在對水資源進行分配時為追求效益最大化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將“取水權”改變為“水資源使用權”之后，水資源就可稱為地區或者用水戶財產權的一部分，可以進入市場進行自由的分割、轉讓。這種做法的好處的體現是：用水者會自覺加大對用水機制的投入，最大限度的節約成本，同時水資源會自動流向產出效益高的產業和地區最大限度的實現水資源整體配置效益。

其次，大力加強我國跨行政區水資源管理的立法工作。通過加強我國跨行政區水資源立法,可以強化流域管理機構的協調、處罰、仲裁職能，并且對水資源的一些具體管理工作例如水災防治、 水量調度等均出臺詳細的法規。并且要強化行政執法的規范法、法制化。要積極通過宣傳營造水資源法制氛圍來提高人民水資源法制意識，同時加強相關人員的培訓，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及執法水平。同時各省級水利主管部門也要建立相關制度，嚴格執行相關的法規制度。

2.對水資源行政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實現對水資源的統一管理

水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具備公共產品的特征。所以在對其進行管理時要遵循客觀規律，統一對水資源進行管理。實現的前提是對目前的水資源管理行政體制進行改革，實現水利部門、流域管理部門、省級到市級水利管理部門垂直領導的水資源管理機制。

另外也要打破行政分割局面，積極實現水資源管理各部門的統一管理。通過建立主管部門為主，相關部門為輔，多層次協調協商制度，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規范起來，對有關區域及利益行業的相關政策進行協調并相互制約，使地方性和行業性法規與國家的相關法規相一致，形成銜接流暢統一的管理模式。

3.完善水環境審查、監督、評價機制，強化政治力度

水體的污染往往是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利益的關系，排污企業上繳的稅也是地方政府稅收非常重要的來源，也包括環保罰款，形成了地方收入。所以有些地方政府往往容忍對生態環境破壞。所以為做好水資源防污染工作，要從相關制度上進行安排。

首先要在水利部領導下，強化國內河流流域的監督執法力度，為保護水資源要實施異地審查制度并采取定期、不定期結合的方式進行。同時將水的生態環境納入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政績考核內容之中，這樣可以間接把“講政治、 抓經濟、 重生態”的執政理念滲入到領導干部的工作之中。并且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水質評價排行榜，向全社會公布結果。成熟條件包括科學的評價指標、調查組織及制度化的評價工作。排行榜可以鞭策水質較差的省、市進行改進，也可以使民眾及輿論對地方水資源管理工作進行參與監督，敦促地方政府改進水資源管理的工作。

三、結論

總之，水資源管理工作要依靠社會各界的力量，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充分考慮到人們的意見和建議，最大限度的保證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進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在進行水資源管理過程中，注重發現新問題，找出其中的原因，提出新的解決措施，不斷深入水資源管理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及人民群眾的生活提供支撐和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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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20世紀初盛行的利益法學派認為，“法律其實就是為保護特定社會上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利益”。我們把這種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叫做法益。利益分析是法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那么發展低碳經濟的利益是什么?這種利益有什么樣的特點?只有搞清楚了這些問題，才能對我們所要保護利益進行更好的保護。

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生活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超過了大氣的碳容量進而影響氣候變化異常。而低碳經濟模式以碳的低排放為基本要求，盡量減少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的破壞，以達到人類與自然和平共處。可見，發展低碳經濟所指向的利益是全人類的氣候利益。適宜的氣候可以說是一項資源，從經濟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公共品(publicgoods)。按照薩繆爾森定義，“公共品是指這樣一類商品:將該商品的效用擴展與他人的成本為零;無法排除他人參與共享。”適宜的氣候，對人類來講是一種生存必不可少的物品。作為一項公共品，它的生產或者維持必須要有公共支出予以保障，其經營管理也必須由國家、政府等非盈利組織承擔。作為傾向于追求私益的企業和個人是不可能主動承擔這項責任的。

由此可知，我們要發展低碳經濟以保護我們的氣候環境，國家和政府在其中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并且發展低碳經濟本身是對現有模式的一種改變，這就涉及到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取舍。國家和政府作為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責任者，就要協調各方利益，這樣低碳經濟才能獲得更好地發展。

二、低碳經濟法律保障的相關主體

發展低碳經濟關乎全人類的利益，涉及經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改變，其牽涉的主體眾多，各主體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從國際范圍來看，主要是國際組織與國家以及相互間的關系;從一國國內來講就是政府與企業、個人以及相互間的關系。

(一)國際組織與國家

低碳經濟的提出源于全球氣候變暖，而氣候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單個國家的作用是有限的，這需要各國之間進行合作，共同來促成低碳經濟的發展。但是，各國之間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是存在著利益沖突的。

1.全球公共利益面臨公共資源稀缺性與產權無主性的矛盾。人類的活動使溫室氣體的環境容量這一公共資源越來越稀缺。《斯特恩報告: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提出“應當把目標設定為將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450～550ppm(百萬分之一)CO2(二氧化碳當量)的范圍之內，如果目標高于上述范圍，就會大幅度地增加帶來嚴重危害的風險”。如果按照2008年全球CO2濃度為380ppm計，則人類還有70～170ppm可使用的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減少全球碳排放首先要面對的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即全球溫室氣體的環境容量是無主的，正是這種所有權的缺位，才導致各國在沒有外界壓力時對其視而不見乃至過度使用。

2.國家利益與全球公共利益的矛盾。首先，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受到限制。以中國為例，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全球第二大CO2排放國，按照發展低碳經濟的要求，這樣的碳排放量顯然是不行的。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CO2排放空間，說到底是國家未來的發展空間。中國所遇到的問題，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的問題。其次，發達國家對待低碳經濟態度有異。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的能源未來:創建低碳經濟》指出:英國能源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到2050年，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著力于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新的商機和就業機會;在支持世界各國經濟朝著有益環境、可持續的、可靠的和有競爭性的能源市場發展方面，英國將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先導。美國布什政府就以減排將“損害美國經濟”為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不愿在國內實施強制減排措施。而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則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將對經濟產生積極長遠影響，其著眼點在于清潔能源在創造就業方面明顯擁有巨大潛力，并主張在危機過后，尋找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因此，在減排方面采取了積極態度。由此可見，由于各國國家利益不同，各國在對待低碳經濟的態度上也各異。要在全球范圍內推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應當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促成各國迅速達成共識。

3.國際組織的努力。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就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它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給人類經濟和社會帶來不利影響的國際公約，也是國際社會在對付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框架。《公約》于1994年生效，據統計，目前已有191個國家批準了《公約》。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舉行，并通過了著名的《京都議定書》，對2012年前主要發達國家減排溫室氣體的種類、減排時間表和額度等做出具體規定。《京都議定書》于2005年開始生效。根據這份議定書，從2008年到2012年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2%。目前已有170多個國家批準了這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上在低碳經濟方面所達成的兩個最主要的條約。由這兩個國際條約所形成的一些原則和制度對促進各國發展低碳經濟，平衡各國利益起到了明顯的作用。《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兩項核心的原則和制度。

(1)“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核心內容正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的共同責任，是指每個國家都要承擔起應對氣候變化的義務，因為這關涉到每個國家的利益。而區別責任是指發達國家要對其歷史排放和當前的高人均排放負責，它們也擁有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和技術，而發展中國家仍在以“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為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公約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正是因為考慮到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歷史責任和當前人均排放上存在差異，才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根據這個原則，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支持下，采取措施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

(2)碳交易制度。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內的6種溫室氣體的數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但由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結構優化，新的能源技術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國進一步減排的成本高，難度較大。而發展中國家能源效率低，減排空間大，成本也低。這導致了同一減排量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成本，形成了價格差。發達國家有需求，發展中國家有供應能力，碳交易市場由此產生。清潔發展機制(CDM)、排放貿易(ET)和聯合履約(JI)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3種碳交易機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場還有另外一個強制性的減排市場，也就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這是幫助歐盟各國實現《京都議定書》所承諾減排目標的關鍵措施，并將在中長期持續發揮作用。

(二)政府與企業、公眾個人涉及到國家內部，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中應該發揮主導的作用。所謂的政府主導，是指政府以市場化的、財政的手段以及非市場的行政力量，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推動、調控和引導低碳經濟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既要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又要彌補市場經濟的失靈，以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政府運用的手段主要有行政強制和行政引導兩種。所謂行政強制，是指行政主體為實現行政目的，對相對人的財產、身體及自由等予以強制而采取的措施。在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中的行政強制，是指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低碳經濟法律法規，以命令性、強制性、執行性的措施單方面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行政指導是行政主體基于國家法律、政策的規定而做出的，旨在引導行政相對人自愿采取一定的作為或者不作為，以實現行政管理目的的一種非職權的行為。在發展低碳經濟中，行政指導手段應更加關注行政相對人的自愿性選擇和自己的意志表達，更加減少行政相對人的抵觸情緒而接受行政指導，從而更加有效地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在低碳經濟模式下采用行政指導手段，可以彌補相關的立法空白，推進環境無害化技術的開發與普及，對低碳經濟模式下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綜合平衡。

1.經濟刺激企業進行改變。企業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企業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企業是以經濟利益為其追求目標，而發展低碳經濟涉及到對現有的生產技術、產業結構等變革，從短期來講會損害企業的現有利益。因此對于企業我們應該采用經濟刺激的手段來促使企業走低碳之路。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中的經濟刺激手段是以“成本———效益”為核心，具體制度主要有收費制度、稅收制度、押金制度等等。經濟刺激能夠使企業等市場主體根據自身利益的大小，自由、靈活地選擇具體的發展模式，通過影響市場主體的決策和經濟活動過程，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共贏。

2.倡導企業應該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指企業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贏利或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該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是企業在環境保護、資源利用方面責任制度的確立和相關法律義務的負擔與履行。從某種程度上講，企業的社會責任與其贏利性特征是背道而馳的。但是從長遠發展角度看，企業所承擔的環境利益方面的社會責任和其贏利性又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種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有益補充和互動。因此，在提倡發展低碳經濟發展中刺激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必須的，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我國低碳經濟法律調整機制在經濟刺激企業的社會責任方面還有明顯的不足。例如，激勵管制工具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管制程序和監督救濟措施等等。因此，可以采取以下激勵工具:補貼政策、稅收政策、價格政策、低息(或者貼息)貸款政策、公益基金政策等等。此外，環境責任保險、信貸擔保等激勵工具也是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三)鼓勵、引導公眾廣泛參與

社會公眾是生態環境的受益者、使用者和受害者，對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最為了解、最為敏感。由于公眾的行為既影響政府同時還影響企業，所以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政府應運用各種手段和輿論傳媒加強對低碳經濟的社會宣傳，鼓勵公眾改變其對環境不利的行為。比如我們現在所倡導的“綠色生活”方式，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正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在我國現階段，鼓勵、引導公眾廣泛參與具有重大意義。首先，政府在推動低碳經濟的建設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決策失誤、損害相關主體的利益等情況，而社會公眾的參與有利于彌補政府的這種缺陷，為政府決策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反饋，降低政府運行成本，同時有利于形成長期有效的監督機制，制約政府的權力濫用。其次，社會公眾個人的參與有利于引導企業實施低碳經濟戰略部署，社會公眾的消費觀念、消費水準、消費需求能夠給企業指明前行的道路。再次，公眾的廣泛參與能夠加快低碳經濟觀念的宣傳和落實。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提高低碳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最終要落腳于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參與能力的增強。

三、低碳經濟所涉及法律領域及中國的法律現狀

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模式更是一種生活模式，它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用法律的形式來對其進行鼓勵保護，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是非常龐雜的，具體可分為能源的開發與利用、工業生產活動、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環境保護這些領域。而在這些領域，我國相關的法律制度尚存在著諸多問題。

1.資源(礦產資源)能源領域。關于我國的資源(在這里指礦產資源)法律集中體現為《礦產資源法》以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其在現實中主要體現的問題是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問題，礦產資源補償費征收比例過低等。我國的能源立法如《節約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體現了低碳經濟的要求，但是還存在能源基本法律缺位，一些能源單行立法中存在不少空白。

2.生產領域。在生產領域，與低碳經濟有關的法律主要有《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這些法律雖然規定了一些有利于低碳經濟的條款，但總體上看這些法律條款數量較少，且規定較為疏漏，實踐中具體落實的難度較大。在生產領域最密切的是《清潔生產促進法》，該法系統地對節約資源與能源、提高資源能源的利用率、綜合利用、廢物回收利用等進行了規范，但是由于現行清潔生產法等是以促進法的方式建立的，法律責任條款太少，鼓勵性條款雖多卻難以落實。《清潔生產促進法》的這一基本特征，大大降低了該法的實施效力和約束力。

3.消費領域。在人民的日常生活消費領域，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引導消費者進行綠色生活、綠色消費減少碳排放。我們現行法律法規中，鮮有在消費領域與低碳經濟相關的專門具體規定，利用市場手段(如稅費、財政信貸政策的)調控消費行為引導綠色消費基本處于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