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市場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農村勞動力市場，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特征及判定標準

Doeringer和Hole(1971)通過對美國低工資勞動力市場的觀察和研究發現，旨在提高低收入群體勞動力市場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顯，因為高、低工資者或在業者與失業者之間的人力資本差別并不大，于是他們認為有理由把勞動力市場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資：一級勞動力市場所提供的工資較高且工資分布曲線陡峭；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較低且工資分布曲線扁平。(三)任職要求：在一級勞動力市場上，任職者必須受過一定的教育。而且對有些工作來說，培訓是非常重要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對任職者的教育和培訓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對員工進行培訓。(三)流動性：一級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是縱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內部流動，體現為升遷機會；二級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則基本上是橫向的，這種流動不是體現為升遷，而是就業轉換。(四)失業風險：一級勞動力市場員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較小，就業穩定；二級勞動力市場的個人則面臨著較高的失業風險。簡而言之。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的本質是“同工不同酬”。

根據分割勞動力市場的特征，對中國城鄉勞動力是否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判斷，則可以化為對下面四個問題的回答：(一)在所有非農就業的勞動力的工資分布曲線上，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線的左右兩端；(二)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是否有顯著差別；(三)在人力資本可比的條件下，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否可以順利進人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崗位就業；(四)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就業的穩定性是否有差別?如果有，分別是什么樣的?如果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對第四個問題的回答是對上述判斷的進一步印證。

二、中國城鎮與農村勞動力分屬于不同勞動力市場的判定

根據上文所述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判定標準，計算城鎮與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工資與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驗證“同工不同酬”，這一點是判斷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核心。理論上判斷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在工資分布曲線上的位置，應當把城鄉所有非農就業的勞動力按工資水平從低到高捧列，計算每一個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頻數，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現象：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大都集中于曲線上工資水平較低的一端，城鎮勞動力大都集中于曲線上工資水平較高的一端。此操作實施起來的困難在于每一工資水平上城鄉勞動力數量的統計。可以通過下述方法替代：計算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工資與城鎮勞動力人均工資之比，如果城鎮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勞動力在工資分布曲線上的分布距離越遠，則此比值越小。上世紀90年代之前，這一比例相對較高，但逐年緩慢下降。而在1990年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總體上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在鄉鎮企業就業是農村非農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鄉鎮企業發展的轉折點，這可能是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職工平均工資之比劇烈變化的原因。

人力資本投資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有利于增加收入。獲取較高的工資應具備相應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之比是否體現了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別尚需進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資本存量水平，從表1來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外來勞動力中無論是農村遷移者還是城市遷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勞動力。農村遷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學到中專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與農村遷移者相似，小學到中專水平的比例稍低，為85.9％；城市遷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學本科，比例接近93％，明顯高于農村遷移者和城市本地勞動力在相應組別上的比例，這可能是因為只有人力資本存量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業上的劣勢。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學為6年、初中為9年、高中中專為12年、大專及以上為16年給受教育程度賦權重，則農村遷移者、城市遷移者、城市本地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為9.5年、12.4年、9.7年。農村遷移者與城市本地勞動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無幾，農村遷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約為城市遷移勞動力的77％。農村遷移者大體上涵蓋了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是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這一指標。

表1僅是反映了2000年城鄉勞動力的受教育情況，表2反映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家庭勞動力的受教育狀況。此處的農村家庭勞動力既包括農村遷移者也包括留在農村當地的勞動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低于前者。故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遷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農村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數值，注意到2000年的數據的確印證了這一點。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況很好，國家的教育政策穩定推進，可以推斷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個循序發展的過程，2000年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7年，此后與此前各年城市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應在9.7年上下變化。同樣農村家庭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情況也是平穩的變化，如表2所示。如果給農村遷移者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繪制一條曲線，這條曲線的走勢將十分平穩，同時可以發現農村遷移者和城市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懸殊。另一方面，如圖2所示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工資與職工平均貨幣工資之比曲線的走勢相對不平穩，且工資的差別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別。以2000年為例，農村非農勞動力人均收入與城鎮勞動力人均工資之比僅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無幾。根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如果人力資本存量相差無幾而工資水平差別很大，或者工資水平的差別大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差別，則不能否認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認為城市勞動力與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分屬于不同的勞動力市場。

三、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特征

農村遷移者的就業相對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貿易及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合計占82.4％，并且僅在這4個行業中，農村遷移者的就業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農林牧漁、采掘業外，城市遷移者在所有其他行業的就業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勞動力在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

售貿易及餐飲業、社會服務業4個行業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業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類勞動力在就業的行業分布上是不一致的，農村遷移者與城市遷移者、城市勞動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較低，工作條件較差，發展前景暗淡的行業中。

農村遷移者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業人員、生產設備操作人員兩種類型，兩者比例合計為83.3％，大約是城市勞動力的1.7倍，是城市遷移者的1.5倍。農村遷移者僅在這兩個職業類型的就業比例大于所有勞動力的平均分布。各類勞動力在就業的職業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農村勞動力更換工作頻繁。深圳市農村非農就業勞動力進城后更換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換過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換過2次的占17.4％，更換過1次的占18.9％。可見，城市農民工的工作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他們往往較頻繁地更換工作。在傳統正規部門即“單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資、福利待遇等與“單位”具有較為密切的關系，因而更換工作的比例較低。而大多在私營或個體企業等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城市農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臨時性。農民工往往根據對工資、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自身社會網絡資本積累和擇業能力。決定是否更換工作。雖然農民工能較自由地更換工作，但往往很難進入城市勞動力所在的工作崗位。

四、結論和政策性含義

篇2

[關鍵詞] 農村勞動力市場；農地流轉；農戶調查；影響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1)09-0038-03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明確提出：“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2008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嚴格執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各項要求，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對于農地流轉問題一直是既高度重視，也予以支持和鼓勵。所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已經成為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個指導方向，而且農地流轉后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也是必要的。但當前農村勞動力市場還很不完善，與城市勞動力市場處于分割狀態，農村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對農地流轉具有怎樣的影響？這則是促進農地流轉和勞動力轉移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當前對農地流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農地流轉的阻礙因素、機制及成因[1][2][3][4]；二是通過構建經濟計量模型，從農戶個體特征、資源稟賦、階層分化、勞動力結構等角度分析了農地流轉的影響因素[5][6][7]；三是非農就業、勞動力轉移與農地流轉之間的關系[8][9][10]。辨證來看，既有研究豐富了我國在農地流轉方面的研究內容，但仍存在需要改進之處。首先，以往理論研究中針對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對農地流轉影響的討論較少；其次，以往實證研究工具主要為Probit或Tobit模型，其研究方法較為單一。基于此，本文在農戶調研數據的基礎上，構建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指標，運用回歸模型實證分析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對農地流轉的影響程度，并在所得研究結果的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2010年7月至8月對天津市西青區、靜海縣和山東省聊城市冠縣、臨清市的農戶和村莊問卷調查。在每個縣（市、區）隨機選取3個鄉鎮，在每個鄉鎮隨機選擇3個行政村，在調查中，重點從非農自主擇業程度、工資自主決定制度、就業流動自由度和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程度等方面對農戶進行了調研，以作為表征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的數據來源。本次調查共獲得485份問卷，剔除漏答關鍵信息及出現錯誤信息的問卷，有效問卷為439份，有效問卷比例達到90.52%。調查樣本點分布見表1。

（二）變量界定

1. 因變量選取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在因變量的選擇上，采用農戶農地流轉面積（指農地轉出面積，因為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越高，農戶可能更傾向于轉出農地）占家庭耕地的比率來代表農地流轉的程度。

2. 自變量選取

根據對農地流轉影響因素研究成果的回顧及問卷調查內容，將自變量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個體特征變量，主要包括年齡、文化程度。

（2）家庭特征變量，包括家庭勞動力數量、人均耕地面積。

（3）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主要用四個指標來表征：非農自主擇業程度用非農就業人數占勞動力總數的比重衡量；工資自主決定程度用農民純收入中非農收入所占的比重來間接反映；就業流動自由度用外出農民工占家庭勞動力比重來反映；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程度采用農戶做出的評價，分為三級，認為不完善定義為“1”、基本完善定義為“2”、比較完善定義為“3”。

（4）其他控制變量，四個區縣的虛擬變量代表了某些難以觀察的區域系統差異對農戶農地流轉的影響，如地理位置、經濟水平等。冠縣為“1”、臨清為“2”、靜海為“3”、西青為“4”。

各自變量的統計性描述見表2。

（三）研究方法

為了揭示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等因素對農村土地流轉行為的實際影響，必須建立計量經濟模型，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來確定不同因素的具體影響和影響大小。具體模型結構如下：

式中Yi表示第i個農戶轉出農地的比率；Xi1為年齡；Xi2為受教育程度；Xi3為家庭勞動力數量；Xi4為人均耕地面積；Xi5為非農自主擇業程度；Xi6為工資自主決定程度；Xi7為就業流動自由度；Xi8為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程度；Xi9為區域虛擬變量；εi為殘差。

研究中采用OLS和FGLS方法進行估計。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前面介紹的方法，利用Eviews5.0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從兩種回歸方法來看，模型對于農地轉出率的解釋程度在90%左右，統計檢驗也十分顯著。不同回歸方法的估計結果相似，這說明估計結果是相對穩定的。

表3 自變量統計性描述

注：括號中的數值表示T檢驗值，***、**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顯著。

（一）農民個體特征變量對農地流轉的影響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年齡和文化程度兩變量無論是OLS法還是FGLS方法都分別在10%和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民外出務工和從事非農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小，越不傾向于流轉出土地，而隨著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會增加其非農就業的機會，農民流轉出農地的可能性也會逐步提高。

（二）家庭特征變量對農地流轉的影響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只有家庭勞動力數量在FGLS回歸方法中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在OLS回歸方法中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家庭勞動力數量因素對農地轉出率的影響并不確定，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家庭勞動力越多，有外出務工經歷的會帶動其他家庭成員從事非農就業，不會流轉農地；二是家庭勞動力越多，但都沒有外出務工，而是轉入更多農地進行農業耕作。

（三）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對農地流轉的影響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除了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變量在OLS回歸方法中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變量都通過了1%、5%或10%的顯著性檢驗。在表征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的四個變量中，工資自主決定程度即農民純收入中非農收入所占的比重對農地轉出率影響最大，該變量的回歸系數達到了0.528，即該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農地轉出率增長52.8%。這反映出農戶勞動力參與非農就業市場對增強農地流轉的重要性。就業流動自由度即外出農民工占家庭勞動力比重對農地轉出率的影響也比較大，回歸系數為0.423。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程度對農地轉出率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主要是由于在農村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勞動力市場，農民對其重要性的認識還不夠，以后應逐步增強農村勞動力市場在農民非農就業中所起的作用。

在區域虛擬變量中，OLS和FGLS回歸方法的結果都顯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這表明隨著經濟水平提高，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農民會逐步流轉出土地，轉移到非農就業崗位中。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以上以農戶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實證分析了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對農地流轉的影響。研究表明，年齡、文化程度和家庭勞動力數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在表征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的四個變量中，工資自主決定程度對農地轉出率影響最大，回歸系數達到了0.528，即該變量每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農地轉出率增長52.8%。就業流動自由度對農地轉出率的影響也比較大，回歸系數為0.423。就業市場服務體系完善程度對農地轉出率的影響相對較小。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啟示：一是加強農民職業培訓，提高農業非農就業素質，為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提供現實基礎；二是建立和培育農村勞動力市場，為農民提供公平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環境，促進農民參與多種形式的就業；三是加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在增加農民自我保障信心的同時降低其對土地保障的依賴性，減少農地流轉的阻力。

[參考文獻]

[1] 錢忠好.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產權殘缺與市場流轉困境：理論與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35-45.

[2] 田傳浩， 賈生華. 農地制度、地權穩定性與農地使用權市場發育：理論與來自蘇浙魯的經驗[J]. 經濟研究， 2004（1）：112-121.

[3] 錢文榮. 農地市場化流轉中的政府功能探析--基于浙江省海寧、奉化兩市農戶行為的實證研究[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3（5）：154-160.

[4] 俞海， 黃季琨， Scott Rozelle等. 地權穩定性、土地流轉與農地資源持續利用[J]. 經濟研究， 2003（9）：9-20.

[5] 游和遠， 吳次芳. 農地流轉、稟賦依賴與農村勞動力轉移[J]. 管理世界， 2010 （3）:65-75.

[6] 詹和平， 張林秀. 家庭保障、勞動力結構與農戶土地流轉――基于江蘇省142戶農戶的實證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9，18（7）：658-663.

[7] 許恒周，郭忠興.農村土地流轉影響因素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基于階層分化與產權偏好的視角[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21（3）：94-98.

[8] Yao Ya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 [J]. Land Economics， 2000， 76（2）：252-266.

[9] Kung， James Kai-sing.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395-414.

[10] 賀振華. 農戶兼業及其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 一個分析框架[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06，8（2）：72-78.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Labor Market on Farmland Transfer：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in Rural China

Xu Heng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篇3

關鍵詞:農村 剩余勞動力 轉移 開發

目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成為我國當前改革的中心內容。隨著改革的深入展開,我國農村生產力得到了極大解放,眾多勞動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勞動力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它會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此,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深入把握這一群眾性實踐,適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積極探索一條具有特色的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途徑,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基本狀況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基本情況是: ①總量豐富,過剩嚴重。全國有9億多人口居住在農村,在這9億多人口中具有勞動能力的約4?9億,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0?14。從這個現實可以認定,我國鄉村勞動力是絕對過剩的。如果按發展集約農業的要求來測算,我國農村失業人員將會更多。②勞動力大量外流。有關部門對2003年農村勞動力外流數量的低限估計為4000萬人,高限估計約8000萬人,即使平均按6000萬人計算也已占到農村勞動力的14%,在部分省區這一比重還要高。

二、我國剩余勞動力轉移與開發的歷程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開發所經過的歷程,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①以鄉鎮企業為主體,“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階段。這一階段大致為改革開放至80年代末期。一方面農村勞動力的極大解放,促進了農村經濟和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產生了很大容量來安排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我國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在自給、半自給的自然條件下開始的,分散保守是其基本特征。②剩余勞動力大量外流――民工潮階段。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我國農村鄉鎮企業接收剩余勞動力的容量已基本達到飽和,由于鄉鎮企業效益的降低,一部分勞動力重新“失業”。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比較利益低下形成的后向推動力,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形成的前向牽引力,以及農民觀念更新和寬松政策形成的可能性,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外流形成強大的“民工潮”。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發的新階段――城市化階段。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是向二、三產業轉移,城市是二、三產業的載體,因此城市化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經階段。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特征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特征表現在:①轉移方式向有組織化過渡。一方面外出民工的自組程度有所提高,出現了定點外出、以老帶新、包工頭組織、經紀人介紹等形式;另一方面勞動力市場培育外出就業和管理工作越來越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勞動力外輸逐步向規范化、有組織化過渡。②轉移方向以省內為主,跨省流動有所增加。跨省流動的勞動力約占農村總勞動力的5?4%,但流動方向逐步偏向省外。1988年~1993年外出勞動力的流動增加了66?3%,在省內流動的增加了113?6%,而跨省流動的增加了329?3%,說明跨省流動的外出勞動力明顯增多。③就業結構多樣化。過去外出勞動力就業結構偏低,一般以建筑業、飲食服務業為主,主要在“廉、粗、苦、險”等崗位就業。隨著外出勞動力文化素質和工作技能的逐年提高,外出民工的就業結構也向著高層次多樣化方向發展。目前工業、建筑業、商業、服務業、農業、運輸業等都有民工在辛勤地勞動,有的民工已在機械制造、輕工、電子等行業從事較復雜的技術性勞動。

四、幾點建議

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我們認為對剩余勞動力的開發利用應做到:①限制民工流向城市。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對分流農村剩余勞動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籠統地提倡放開城門或讓農民自由進城落戶也是不盡合理的。增加就業機會靠經濟發展、資金積累和擴大或建立新的產業。②控制人口與勞動力轉移并行,構建勞動力增長與轉移規模相適應的機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出現固然有農村生產力提高推行機械化、自動化的因素,但隱藏在背后的癥結卻仍是人口數量的控制問題。脫離控制農村人口數量,單方面采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解決程度將取決于農村人口增長的控制程度和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因此必須“節源”與“增路”并行。③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管理職能。雖然目前我國建立和發展的是市場經濟,依靠市場配置生產資料和資源。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管理職能不應被忽視,政府應保證其宏觀調控與管理職能的正常發揮。一方面要對宏觀的產業結構和就業機構進行指導和協調,使其不畸型發展;另一方面要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地方政府要根據國家的有關法律和法規,抓緊制定地方法規,使市場和農村勞動力轉移逐步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④創造優良環境,鼓勵外出勞動力回鄉創業。勞動力輸出并非是最終目的,而是一種手段,外出勞動力一般青壯年比例較高,而且文化結構和技術素質也較高,他們一般都學習了一定的技術,掌握了一定的信息和一部分資金。這部分人如果長期流入外地,勢必會對流出地造成較大損失,從根本和最終解決勞動力開發問題也應在農村內部自身解決。因此,政府應創造良好的環境,吸引這部分人得到鍛煉后回鄉創業。綜上所述,我們面前的選擇只能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改造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開發方式,校正和解決現有的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諸多偏差及其產生的問題,開辟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2史同廣,王慧.山東陵縣冬季農業開發模式的探討.經濟地理,1996,(4)

篇4

1.1　轉移的組織化程度顯著提高　陽光工程項目實施以前，絕大多數農民的轉移是自發的，分散的，其主要形式是親朋介紹。幾年來，通過陽光工程，全省共培訓學員56萬人，其中80％以上是有組織轉移出去的。

1.2　轉移人數逐年增多　近四年來，我省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增加較快。2004年比上年增加30萬人，達到241萬人，2005年又比上年增加了65萬人，去年增加23.5萬人，今年預計比去年增加20萬人。

1.3　勞務收入逐年增加　到2009年，全省轉移農村勞動力350萬人，農村勞務經濟總收入達219億元，分別比2004年增加45.2％、172‰農村人均勞務收入1515元，農村人均勞務收入已達總收入的30％。

1.4　農民轉崗就業能力逐年增強　我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涉及建筑裝飾等12類76種崗位，較好地適應了廣大農民轉移培訓的需求。廣大農民經過培訓，較快地適應了轉崗需要。

1.5　對社會的貢獻逐年增大　農民工為我省二、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填補了制造業、建筑業、餐飲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崗位空缺。據初步調查，農民工在加工制造業從業人員中已占到68％，在建筑業從業人員中占80％，已成為我省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1.6　就地就近就業增勢強勁　2009年全省實現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186萬人，占轉移就業總數的56％，比2008年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

2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取得的成效

2.1　拓寬了農民就業和增收渠道，加快了農村經濟發展步伐　2003年全省勞務收入70億元，到2009年，全省轉移農村勞動力350萬人，農村勞務經濟總收入達219億元。外出務工人員逐年增加，尤其是一些少數民族村，幾乎整個村全部外出務工。

2.2　培養、造就一批農村經濟發展實用型人才，推動了農村各項事業發展　外出務工使農民從“田間”跨入“車間”，從傳統農民變為“產業工人”，從封閉的內陸轉移到沿海開放地區，解放了思想，開闊了視野，學到了先進技術，積累了管理經驗，不少人返鄉后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骨干，他們把資金、技術、信息和管理方法帶回本地，在家鄉建沒中發揮著重要的先導作用。

2.3　促進了農民觀念更新，加快了新農村建設進程　外出務工人員不僅學到了技術，積累了資金，也帶回了發達地區的新觀念、新思路，對家鄉群眾封閉保守的小農經濟意識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出去的是一個人，掙回的是資金，學到的是本領，改變的是一生，影響的是―代，造福的是子孫”。越來越多的打工者搬到城鎮居住、創業。據陽光辦2009年底統計，全省長期在外打工人員195.4萬人。

3　存在的問題

3.1　勞務經濟總量不大、轉移質量不高　雖然全省轉移農村勞動力數量、農民人均勞務收入均連年遞增，但從總體上看，勞務收入占農村經濟發展總量比重還很小，農民人均勞務收入水平與發達省份比還比較低。

3.2　投入少，工作運行困難　目前我省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上投入經費少，工作運行主要靠國家陽光工程項目經費。盡管陽光工程培訓轉移工作規范性強，組織化程度較高，但由于投入較少，工作運行經費緊缺，全省廣口徑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還主要是自發、無序的。在經費投入上，我省與發達省份還有很大差距。

3.3　示范性培訓規模不大　每年公共財政支持開展的近20萬人的培訓規模與幾百萬人的培訓需求比，缺口很大。

3.4　培訓結構不優　就全省而言，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還處于初級層次階段，與培訓一定比例高技能人才、實現穩定就業的目標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4　加快我省勞務經濟發展的對策

4.1　增加資金投入，提高培訓補貼標準，擴大培訓補貼范圍　通過增加資金投入，讓更多農村勞動力掌握一門非農就業技能，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增加他們的轉崗就業機會。提升農村勞力轉移組織機構的工作水平，提高我省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組織化水平。

4.2　依托我省鄉鎮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　幾年來，通過在稅費、信貸、水電、土地等方面扶持政策的落實及全面推進“111工程”、開展“創業杯”競賽活動、構建產學研聯結平臺等措施，全省鄉鎮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較快，企業的發展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了巨大空間。

篇5

【關鍵詞】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教學模式；勞動力市場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2095-3089 (2012)02-0046-02

2010年初，河南省政府以第1號文件形式提出“加快職業教育攻堅”的26條意見，明文規定涉農的21個專業定為免費教育，半工半讀，頂崗實習，助學金等一系列特惠措施、制度，為農村職業教育加入了助推劑，職業教育尤其是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然而在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同時，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卻遇到前有未有的發展瓶頸，一方面表現中職學校對年輕人和家長卻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表現出

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的培養課程、培養模式、培養目標與勞動力市場出現脫節。本文旨在通過我校學生頂崗實習存在中所暴露出的問題，探尋農村職業技術學校的發展對策。

1 頂崗實習中問題的形成原因

1.1 學校管理體制、培養模式

1.1.1 學校辦學急功近利 在農村，職業教育除了硬件條件不足外，更深層次的還在于對于職業教育認識上欠缺以及培養模式的陳舊。在管理層面上，一些三年制的學校在校內基本局限于“2+1”或“1+2”的管理理念，即學生在校內學年，然后送到企業去頂崗實心一年，或者在校內學習一年，然后送到企業二年，這源于經費不足或者考慮經濟效益過多。同時在教學安排上，基本沿襲的是普通初中或職高那種理論為主的教學模式，沒有根據職業技術學校的特點，開展一些有針對性的校內實訓，“學一技之長，謀就業之路”幾成一句空文。

1.1.2 使用教材與企業實際相互脫節 一方面表現在教材內容的陳舊，沒有與時俱進地做好更新工作；二是教材連貫性不強，知識出現脫節；三是教材的實用性不強，理論偏多，實訓科目的設置既少也無法完全開展。

1.1.3 教學模式的單一 一方面表現在教師唱獨角戲的“單主體教學”模式上，“傳道授業解惑”，沒有充分發揮學生主體的作用，形成“老師主導、學生主體”的現代職業教學模式；二是對職業技術教育缺乏足夠的認識，過分強調知識，而忽視操作技能的培養，表現在課程設置沒有足夠的學生實訓空間與時間，課程編排與設計有失合理。

1.2 頂崗實習管理不到位。 用人單位在學生到崗以后，大多學校采取的是“放羊式”的管理，或者說派一名實習帶隊老師，缺少對學生有效的管理與教育；同時實習企業出于自身經濟效益的考慮，最多在學生進廠前開展一下安全紀律方面的教育，而缺乏相關的職業技能培訓。使得學生在一種放任的狀態下，又缺少足夠的心理準備，因此出現消極退卻，進而怠工，曠工，直至逃跑的現象。

1.3 學生素質有待提高。中職學校門檻低，入學容易。現在的中職學生，生源年齡偏小、綜合素質偏低，基本屬于“淘汰產品”，中職學生起點較低。如組織紀律觀念淡薄，經常遲到，早退；由于學習基礎差，上課聽不懂，作業不會做，學習毫無興趣，以致產生厭學情緒；學生在校學習期間，正處于生長發育的高峰期，心理發展錯綜復雜，不注意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質，在學校環境和工廠環境不一樣的情況下，感到茫然，意志力薄弱，不能吃苦耐勞。

2 應對對策

2.1 轉變職業教育觀念，改進教學模式。 首先要站在社會發展與歷史傳承的高度重視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工作，摒棄急功近利的辦學思想，特別是教育部門和職業學校學校校長，更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其次要大力開展研究新的職業技術教學模式，

堅持以勞動力市場為導向，根據各自學校的特點，開展有針對性的教學教研，夯基礎，重技能；三是加強對現有教材的研究，組織撰寫適應于勞動力市場要求的實用性教材，保持教材的連續性，突出實用性特色； 四是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著力打造一支“雙師型”老師隊伍。

2.2 實行帶隊老師負責制，加強與用人單位溝通。 職業教育要辦得好，肯定離不開企業、行業發揮的作用，對企業也要有一定的寄予，把職業教育作為教育產業的一支，實行產業化辦職業教育。強化企業職工培訓。因為現在企業技術進步、結構調整、下崗職工轉崗需要大量的開展企業職工培訓。進一步發揮企業辦好現在已有的職業學校可以聯合辦、也可以單獨辦，也可以和職業學校合作辦。應該建立企業接受學生的實習和教師實踐的制度，推動校企合作聯合辦學。要推動職業學校更大范圍的工學結合。企業在用工上一定要執行先培訓后上崗的規定。我們要大力氣提倡企業創建“學習型企業”的活動。學校應與企業協商，實行帶隊教師負責制，積極配合企業做好學生角色由學生——準職業人的轉變。

2.3 注重學生職業素質的培養。 蘇州園區某企業在面試員工時候，對面試人員的綜合素質提出很高要求。比如對面試人員的儀表、口才、知識、經驗、進取心、智力、誠意、持久力、說服力、感召力、性格等方面都進行具體的規定。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知識經驗是可以在學習過程中積累的，而員工的進取心、誠意等內在心理素質的東西是要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在與人交往過程中培養和提煉的。還要求我們的學生在內心里要具有能夠為他人服務的人際交往意識。中等職業學校教育的目標是把學生培養成為“具有綜合職業能力，在生產、服務、技術和管理第一線工作的高素質勞動者和中初級專門人才”。中職學校的教育必須綜合考慮學生擇業、生存、競爭和發展的需要。

通過我們對近400名頂崗實習學生調查問卷了解到，世界500強企業，在關注學生技術水平的同時，更多看重的是學生們品質方面的東西，希望學生在既有的性格中有進取心，有團隊合作意識等。其中百得公司的經理就表示“員工某種技術不會，我們可以培訓。一周、兩周、一月、兩月、三月，總可以教會。而如果是品德方面的問題，那么就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情了。”

2.4 科學安排頂崗實習。 頂崗實習實際上是將“應知”、“應會”的知識或技能在實習過程中反復訓練，以致達到提高工作技能的目的。這就要求學校要結合學生所學專業實際與個人興趣，尋找合適的企業，在不同崗位上開展實習輪訓，以提高學生頂崗實習的積極性。從我們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學生在實習過程中，中途退卻的人數和比率是不一樣的，這固然有學生自身的原因，但也折射出學生頂崗實心安排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