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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社會特征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4-04-03 14:34:1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法治社會特征,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法治社會特征

    篇1

    [關鍵詞]知識社會,法律回應性特征,過渡性,實踐品格,內在價值

    我們不能再無視這樣的事實:科學正在影響當代的社會變革而且也受到這些變革的影響,但是為了使這種認識多少具有實在的內容,我們需要比以往更仔細地分析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①]

    ——[英]J·D·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

    引言

    弗里德里希·卡爾·薩維尼(Friedrich Karl Savigny, 1779—1861年)及其歷史法學派理論很難再去解釋變動不居的技術時代與知識社會的某些法律現象。人們似乎再也無法從民族精神中發現、培植和鞏固既有的法律傳統。[②]因此,美國著名法學家羅斯柯。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年)說,“法律必須穩定,但又不能靜止不變。……社會生活環境的不斷變化,則要求法律根據其他社會利益的壓力和危及安全的新形式不斷作出新的調整。”[③]法律社會學家們的思想還不能簡單地用一句經驗主義的話來說:“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④],因為我們幾乎無法再去“經驗”這個突飛猛進的知識社會。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之間的矛盾更加彰顯,二者也表現出極強的張力;而與此同時,法律的回應性特征就日益凸現出來。[⑤]

    一、知識社會的來臨

    社會發展線性進步理論給我們講述了人類進步的單一故事:科學技術是人類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正向的、同步的,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決定和改善著生產關系,工業革命帶著人們歡心鼓舞地步入現代文明。于是,我們只要不斷地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生產力,就可以實現人類解放。[⑥]然而,事情發展得似乎并非如此明朗而清晰。法蘭克福學派[⑦]的學者們認為,當達工業社會中,統治者借著技術手段將自己的意志內化為被統治者的心理意識,使人們喪失判斷能力、批判能力而成為思想僵化、缺乏革命精神的單面人;統治的合理性在生產力的制度化增長中獲得了合法性的基礎。這樣,“生產力在其科技發展的水平上,在生產關系面前似乎有了一種新的狀態和地位。這也就是說,生產力所發揮的作用從政治方面來說現在已經不再是對有效的合法性進行批判的基礎,它本身變成了合法性的基礎。”[⑧]按照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的說法,即技術和統治-合理性和壓迫-達到了特有的融合。因此,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已經成為作為意識形態的制度框架(der institutionelle Rahmen)的一部分。[⑨]這就表明,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現在已不再居于社會結構的最底層,也不再處于政治生活的幕后,而是居于前臺,與法律構成同一層面(而不是分層)的共同體,從而影響著社會結構和社會范式。

    社會學所揭示事實也正是如此。學者們認為,科學技術所改變的不僅是經濟形態,而且對社會行為和結構具有重要的影響。他們將社會分為社會結構、政體和文化三個部分。而社會結構又包括經濟、技術和職業制度。由此,有學者分析道:

    隨著經濟、技術和職業制度的變化,社會結構也將隨之改變,而社會結構的改變將推動整個社會向前發展。社會科學工作者,不但要研究經濟形態的變化,同時也必須探索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只研究經濟形態的變化,不研究整個社會的變化,經濟形態的研究是難以獲得全面深刻的認識的。換言之,我們既要關注知識經濟,也必須重視知識社會的研究。[⑩]

    所以說,以技術為先導的工業革命發展到知識經濟時代,已經不單是技術與經濟的問題,它們更多的是與制度、文化和道德等密切關聯的社會發展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第十四屆世界社會學大會對知識問題倍加關注。[11]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夫婦(Alvin and Heidi Toffler)早就指出,“全球性的競爭至少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再回到生產流水線時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體力型的經濟。但是,第三次浪潮不僅僅是個技術和經濟學的問題。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觀念,以及體制和政治結構。總之,它意味著人類事務的一場真正的變革。”[12]也許,未來學家們略帶有些天啟般的觀點總讓人們的認同感有所保留[13];但無庸置疑的是,這場以知識經濟為先導的變革是整體性的,是一個社會范式的轉變。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轉變是以生產物質產品為主導的工業社會范式轉變到以生產知識、信息為主導的“網絡社會”或“知識社會”[14]的新范式。當然,對知識社會這種新范式的探討必須先對其背景或經濟形態-知識經濟的興起進行考察。

    那么,什么是知識經濟呢? 這個時下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語匯,各學科也為之提供了不同的注解。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報告中的說法,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經濟學學者從這種“新經濟”對傳統理論的挑戰中發現,知識經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知識作為內生變量納入了經濟分析范疇;另一方面是在知識型企業中用“勞動雇傭資本”的模式替代了傳統“資本雇傭勞動”的模式。[15]社會學學者在考察社會生產、分配、消費和就業四個環節后認為,知識經濟有四大特征:(1)創意成為生產的主要內容;(2)知識的占有程度成為分配的主要依據;(3)知識消費成為主導消費;(4)知識勞動者成為社會的主要就業者。[16]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而從宏觀上來看,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比較,知識經濟大致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提出知識經濟的概念,而且把它說成是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主要是從生產要素的角度來劃分的。在人類發展史上,在蒙昧時期,人類的經濟主要是采集和狩獵經濟;而進入文明時期,人類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兩個發展階段。農業經濟歷經數千年,其主要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力。工業經濟數百年,其主要生產要素是資本、自然資源和勞動力。[17]知識經濟時代的主要生產要素則是知識和信息。[18]

    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決定了其支柱產業不同于農業經濟時代的種植業、養殖業和畜牧業,也不同于工業經濟時代的煤炭業、石油業、鋼鐵業和汽車業等,因為知識經濟必然依賴技術所推動,自然地,高技術產業就成為了其主導產業。當然,這里所說的高技術產業是一個發展的概念。隨著某項高技術成果的成熟和普及,原來的高技術產業也會變成傳統產業,甚至成為“夕陽產業”。同時,高技術產業也是一個集合的概念,就目前情況來說,它包括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產業。其中,信息產業中又可分為計算機制造業、軟件業、網絡服務業、咨詢業、通信業等。[19]

    第二,知識經濟是由創新所推動的經濟。農業經濟是靠土地和勞動力增加獲得發展的,所以戰爭的目的在于擴張領土和俘虜勞動力。工業經濟是靠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市場的擴張獲得發展的,所以戰爭的目的在于掠奪資源和市場。知識經濟的發展則依靠創新推動,不斷地創新是其原動力。 “創新”這一概念是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在《經濟發展理論》(1912年最先以德文版出版)一書中最早提出來的。他認為,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他認為,這種新組合的創新包括了五種情況:

    (1)采用一種新的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的特性。(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制造部門中尚未通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的方法決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的發現的基礎之上,也可以存在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的方式之中。(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制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通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20]

    簡單地說,這五種情況就是:引進新產品;采用新技術;開辟新市場;控制新的原材料供應;以及實現新的企業組合。[21]由此可見,這種創新均是經濟發展框架中內在因素的變動和革新。

    第三,知識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依賴土地、石油、煤炭、鐵礦和其他各種礦物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逐步造成生態失衡、物種滅絕、環境污染;而知識經濟則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

    1994年《中國21世紀議程》(China‘s Agenda 21)第1章序言中闡明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含義,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是“尋求一條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的、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對滿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22].而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更加豐富,它包括幾層含義:一是指知識不同于傳統的物質,它本身是不會因使用而減少,反而會不斷增加、更新與超越。二是指由于高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自然資源可以大大地節約,并可重復使用與再生;同時,新材料、新能源技術可以代替原有自然物,從而獲得豐富的物質和無盡的能源。三是指知識經濟的發展可以調節和平衡生態系統,發展新物種,有效解決目前困擾人類的環境污染問題,創造更適應人類生存的環境,為經濟的持續發展開辟道路。

    第四,知識經濟是全球化的經濟。農業經濟以地為界,基本上是封閉型的;工業經濟靠能源和市場,也只能是通過殖民和掠奪。而隨著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經濟的全球化真正開始出現了。現在,“經濟全球化是我們正在面對的現實,而且,它不僅只是過去年代的趨勢的某種延續或者回復。”[23]

    這種經濟全球化趨勢取決于:(1)科技革命的不可逆轉性;(2)世界市場格局的逐步形成;(3)經濟趨同化(人均所得趨同、經濟需求格局趨同、生產能力趨同)快速發展;(4)全球范圍普遍適用的規則被制定出來;(5)各國政府具有共同的信念與行為的一致。[24]

    知識經濟的這些特征表明,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和組織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引起了社會范式的轉變。這種新的范式轉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生產和勞動將發生兩個重大轉變:一是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的轉變,即從B(Brawn,肌肉勞動)到B(Brains,腦力勞動)的轉變;一是從物質型生產到非物質型生產的轉變,即從A(atom,原子,一切物質的基本單元)向B(bit,即所謂“比特”,信息傳輸的基本單元)的轉變。這首先表現在發達國家腦力勞動者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在高性能工作場所從事工作的人主要是知識工作者而不是體力勞動者。[25]同時,科技發展也帶來了工作性質的變化,以貨物為基礎的生產明顯地轉變為高性能、高技術的服務,從而實現了從A到B的轉變。正如未來學家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所說,“隨著我們越來越少地使用原子、而越來越多地使用比特,就業市場的本質將發生巨變。”[26]

    (二)世界競爭將會圍繞控制信息與知識而展開。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由于知識成為了首要的生產力,并對于生產能力來說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信息商品形式,因此,它在世界權力競爭中已經是、并將繼續是一筆巨大的、也許是最重要的“賭注”和爭奪的焦點。“因為民族國家曾經為了控制領土而開戰。后來又為了控制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而開戰。所以可以想象它們在將來會為了控制信息而開戰。這樣就為工業和商業戰略,為軍事和政治戰略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27]

    (三)從封閉性、地區性向開放性、全球性的轉變,即從I(Isolate,孤立的)到G(Globalization,全球性)的轉變。這種轉變有四大特征:第一,它越來越漠視地理、距離和時間;第二,全球性經濟所提供的一個全球性的基礎設施,加大了公共福利的消費,促使我們日益生活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第三,開放與共享的經濟與財富-特別是知識產品的無形性為人們同時擁有提供了可能-為文化、道德和價值等方面的趨同性和多樣性并存奠定了物質基礎;第四,無邊界技術使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關系逐漸變得平等,因為它有能力為每一個國家和地區自由、平等地獲得知識和信息開辟道路。

    (四)組織管理的巨大變革。與上述變化相適應的,人類將從集中勞動轉化為分散式生產,出現了所謂“SOHO”(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虛擬公司”、“虛擬社群”等現象。這些現象說明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形式。這大大提高了社會管理的復雜程度,也使我們在管理和組織方面更加依賴信息技術。在知識社會里,知識經濟和組織管理是互動的,互為因果并相互促進。[28]

    二、法律的穩定性喪失,回應性特征凸顯

    知識社會中社會范式的轉變是人們行為方式變化的結果,同時,這也使得作為對人們行為進行規范與控制的法律,在近年來也發生了變化。因為腦力勞動及其成果(信息和知識)在過去并不構成人們的主要生活內容,傳統法律行為的設計是建立在體力及對有形的“物”的控制上的。而全球化和虛擬空間的擴大又再一次加重了傳統法律的制度負擔,使之有“難以承受之重”。于是,經過人類千百年磨合而形成的穩定的法律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一點,我們多少可以從某些法律現象方面獲得一些感性認識。例如,現行日本著作權法在最初實施后10年內幾乎沒有什么風吹草動。但是,到了1984年(昭和59年),對租賃音像制品的著作權派生的權利-出租權等進行了修改;而1985年(昭和60年),為保護計算機軟件又作了修訂。而且,其后修訂工作連續不斷。這些經歷的主要修改如下:

    -1986年(昭和61年),對數據庫的保護,將有線放送權放入有線送信權;

    -1988年(昭和63年),延長了著作鄰接權的保護期間;

    -1989年(平成元年),締結保護表演者條約后對國內法進行了完善;

    -1991年(平成3年),延長著作鄰接權的保護期間,承認外國的的表演者也享有音像制品的出租權;

    -1992年(平成4年),引進個人錄音錄像補償金制度;

    -1994年(平成6年),依據WTO協定的規定進行修改;

    -1996年(平成8年),修改了攝影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間;

    -1997年(平成9年),將放送權和有線放送權改組為公眾送信權,創設了送信可能化權;

    -1999年(平成11年),增加了有關回避技術保護手段的規制,對權利管理信息改變的有關規制,創設了轉讓權。

    這些修訂,大多數都是只隔1年或者2年進行。這樣頻繁的修改,究其原委,大都是由于數字化技術的影響所帶來的。而隨著知識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今后這樣的傾向還會更加明顯,修改的速度還會加快。[29]

    這種頻繁的法律修訂顯然沖擊了法律所應當具有的穩定性,也影響到我們對自己行為的預期。而且,事情可能還遠不止于此。法律的穩定性是成文法和法律法典化的主要追求價值之一,而法律穩定性的喪失必然波及到成文法本身存在的價值。當然,這里所說的“穩定性”與完整性、確定性和程式性屬于同一價值體系的范疇;換句話說,對穩定性的沖擊實際上就包含了對法律的完整性、確定性和程式性的影響。

    成文法是以文字形式頒布并予以公布的法律,其根本特點在于共知性和雙向約束性。共知性指成文法是為執法者和被執法者所共同看得見的法律,因為它是在生效前公開頒布的。因此,在成文法條件下,執法活動自然地受到被執法者以及社會大眾的嚴格監督,一有偏離成文法的執法行為,被執法者將行使各種救濟權(如上訴、請愿、游行示威等),由此形成對執法者之權力的有效控制。[30]

    廈門大學法學院徐國棟教授從歐洲兩次成文法運動[31]中分析認為,成文法的特點在于于執法者和被執法者之間建立起共知性和雙向約束性,從而形成對執法者權力的有效控制。盡管現代社會法律應對社會發展的方法依然是以成文法為主導,但一部經常修改的、不穩定的法律也自然影響到成文法律所應具有的共知性。而隨著法律共知性的漸漸喪失,成文法所具有的這種雙向約束性的功能也就會減弱,從而對執法者所形成的控制能力也就會降低。[32]正所謂:“當代社會瞬息萬變,而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導致了法制在規模和功能上的擴張,從而給守法與變法的兩難境遇更渲染了一層緊張的氣氛。”[33]

    在這種緊張氣氛中,法律的應對性增強,出現了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回應性的法律”;用“伯克利觀察法”(Berkeley Perspective)[34]的角度即稱之為“回應型法”。[35]而法律的應對性或回應性特征又加劇了法律的不穩定性。這就使我們生活在一種幾乎無法回避的無奈和困境之中。然而,對法律的回應性或回應型法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們在無奈和困境中尋求一條可能獲得法律和社會協調發展的路徑。

    篇2

    【關鍵詞】 法官;心理健康;人格特征;社會支持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of Judges. Hou Yi, Li Yongxin, Tang Yo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mental health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of judges. Methods The GHQ-12, EPQ-RSC and SRR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247 judges. Results ①The ratio of judges whose mental health are not good is 34.0%. ②Introversion-extroversion(P

    【Key Words】 Judges;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目前,對法官群體的心理健康研究還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本研究擬調查法官的心理健康狀況,并對其與人格特征、社會支持的關系進行探討,從而為有效開展法官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來自河南省某地區所轄的各級人民法院的法官,總計發放問卷400份,回收問卷350份,回收問卷經檢查后合計有效問卷為247份。其中男162人(65.6%),女85人(34.4%)。已婚224人(90.7%),未婚23人(9.3%)。就年齡分布來看,20~30歲48人(19.4%),31~40歲114人(46.2%),41~50歲68人(27.5%),50歲以上的17人(6.9%)。大專及以下文化程度42人(17%),本科192人(77.7%),研究生13人(5.3%)。

    1.2 工具 ①一般健康問卷(GHQ-12)[1]。該問卷被廣泛用于評定心理健康狀況,其在職業人群中應用的信度和效度已經得到驗證。該問卷共12個題項,結果以總得分評定,總分>27分者視為心理狀況不佳。②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中國版(EPQ-RSC)[2]。主要包括2個人格維度:內外向維度(E)、神經質或精神性維度(N)和精神質維度(P)。③社會支持問卷(SRRS)[3]。由肖水源編制,共10個條目,評價指標主要為3個維度,即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

    1.3 數據處理 收集到的數據經過初步整理后,用SPSS 11.5統計分析軟件包進行處理。

    2 結 果

    2.1 法官一般健康問卷的調查結果 被試在一般健康問卷上的回答結果表明,被試的得分為24.59±5.10分,總分超過分界值(27分)者有84人,心理狀況不佳的檢出率為34.0%。

    2.2 法官心理健康狀況與人格特征和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 法官的一般健康狀況與人格特征的3個維度以及社會支持的3個維度的相關情況見表1。由表1可知,心理健康、人格特征與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中,除了人格特征的精神質維度與健康的相關沒有達到統計學顯著意義(P>0.05)外,心理健康與人格特征、社會支持變量的其他各維度的相關都達到了統計學顯著意義(P

    2.3 法官人格特征和社會支持對其心理健康的分層回歸 利用分層回歸技術來考察法官人格特征和社會支持對其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運算過程包括3個階段:第一步,利用各人口統計學變量對法官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回歸,考察人口統計學變量對法官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第二步,在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作用的前提下,各人格變量進入回歸方程,考察人格變量對因變量的主效應;第三步,在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和人格變量作用的前提下,各社會支持變量進入回歸方程,考察社會支持變量對于因變量的主效應。結果見表2。

    3 討 論

    本研究中,法官心理狀況不佳的檢出率為34.0%,表明法官的心理健康狀況不佳,法官心理健康問題不容忽視。

    在法官的人格特征與社會支持與其心理健康狀況關系的研究中,我們采用了分層回歸分析技術。該技術的最大優勢在于能夠在控制一定變量作用的基礎上,考察自變量對于因變量進行解釋的增量[4]。分層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分層回歸的第一步,當個人口統計學變量進入回歸方程時,各人口統計學變量對于因變量的解釋貢獻均未達到顯著性水平(P>0.05),表明法官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個人口統計學變量上沒有顯著的差別。在分層回歸的第二步,當精神質、內外向和神經質進入回歸方程時,回歸方程總體顯著,其中內外向(P

    4 參考文獻

    [1]郭蓮舫,張明園.精神衛生學.上海: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93:15-22

    [2]錢銘怡,武國城,朱榮春,等.艾森克人格問卷簡式量表中國版(EPQ-RSC)的修訂.心理學報,2000,32(3):317-323

    [3]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27-129

    篇3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教學設計

    一、教學內容

    必修③《文化生活》第四單元第九課第一框。

    二、教材分析

    第九課主要講述在文化建設中我們所確立的目標、道路和任務,主體是國家。第一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本框的主要教學內容有三部分: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三、學情分析

    通過前三單元的學習,學生已掌握文化“是什么”“為什么”“怎么看”,第四單元的教學任務是給學生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究竟該“怎么辦”。第八課我們帶領學生領略了色彩斑斕的文化生活,并學習了面對各種問題、現象時,如何做出選擇。第九課開始探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四、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

    2.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宏偉目標;

    3.明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4.明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需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

    (二)能力目標

    1.通過“給中華文化點個贊”等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總結歸納能力,從而掌握并區分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

    2.通過 “2015春晚總導演”的教學環節,培養學生設計創意和策劃能力,培養學生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能力。

    (三)情感態度價值觀

    了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要求,樹立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信念,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五、教學重點

    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六、教學難點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七、教學思路

    該教學設計立足文化強國的教學目標,采用了“點贊中華文化”的復習導入法,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師引導講解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結合學生熟知的素材,如“最強大腦”“感動中國”“爸爸去哪兒”“米歇爾寫書法”“春晚”等節目,引導學生思考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接下來,結合教材98頁,讓學生打造一臺國家定制的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如果你是總導演,你會怎么設計? 為什么這么設計?小組討論,請四位“學生導演”發言。教師結合學生發言對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知識部分進行歸納總結。最后再回到本框第一部分教學內容──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展示文化復古和全盤西化觀點的持有者及其思想,引起學生重視和思考,總結出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最后引用梁啟超先生的《少年中國說》升華課堂,同時布置課下作業:文化強國微寫作。

    八、教學過程

    1.復習導入

    教師:請同學們根據已經學過的文化知識,給中華文化點個贊──說說你認為最贊的中華文化是什么?

    學生:青花瓷、孔子的儒家學說、中山裝的四個口袋代表的是“禮義廉恥”、漢字從古到今源遠流長、風箏等是我國特有的文化形態。

    設計意圖──復習導入,鞏固舊知,感受中華文化的魅力

    2.銜接過渡

    教師:剛才我們找了幾位同學給中華文化點了贊,根據同學們的點贊,我們能不能回憶我們中華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

    學生: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我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教師:不可否認我國是個文化大國,自古至今五千年的文化確實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那么,我們思考一下,文化大國是不是等同于文化強國?(PPT)

    學生:沉思并持有不同意見,回答者各持己見。

    設計意圖──引出課題,體驗對比文化大國不等于文化強國

    3.新知講授一

    教師: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真實地表達了自己對文化大國還是文化強國的看法。下面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新課學習──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學生:打開課本95頁預習新授課的內容。

    教師:下面哪些可以成為你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文化符號?為什么呢?

    圖一:米歇爾到師大二附中寫書法 圖二:最強大腦

    圖三:爸爸去哪兒 圖四:功夫熊貓

    圖五:來自星星的你 圖六:感動中國

    圖七:習連套餐 圖八:2014春節聯歡晚會

    學生:根據自己的選擇回答,有的選圖一、圖八,還有的選圖六。

    教師:請同學們對比圖四《功夫熊貓》、圖五《來自星星的你》與其他六圖的區別是什么?

    引導學生分析對比,根據學生的回答概括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為指導,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學生:在課本96頁跟隨老師標記重要的教學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什么。

    設計意圖──聯系實際,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對比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含義。

    4.新知講授二

    教師:接下來請同學們根據上述圖片,閱讀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文化強國的關系是什么?

    學生:對比圖四《功夫熊貓》和圖五《來自星星的你》與其他六圖,分析總結出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才能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文化符號。

    教師:為什么說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學生:閱讀課本97頁教學內容,并結合上述圖片分析問題。

    教師:引導學生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角度五個路徑去分析思考。

    五個路徑:

    (1)社會制度、發展道路、黨的性質宗旨;

    (2)繼承和創新中華民族優秀歷史文化的要求;

    (3)我國文化自身發展規律;

    (4)人民群眾根本意愿;

    (5)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現實需要。

    設計意圖:結合學生熟悉的節目,層層遞進,分析出為什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5.新知講授三

    教師:下面請同學們選出這組圖中你認為最能成為中國文化強國符號的那一個。

    同學:春晚。

    教師:接下來我們來說說圖八,春節晚會那些事兒。

    1983年至今,春晚已經走過了31個年頭,在演出規模、演員陣容、播出時長和海內外觀眾收視率上,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世界收視率最高的綜藝晚會;世界上播出時間最長的綜藝晚會;世界上演員最多的綜藝晚會。

    同學:朗讀PPT

    2012年4月,中國春節聯歡晚會榮獲吉尼斯世界紀錄證書。2014年1月,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首次升格為“國家項目”,與奧運會開幕式等同。“春晚”是家喻戶曉、聞名海內外的節日文化盛宴,是所有炎黃子孫追求和諧、進步、吉祥的民俗盛典。

    教師:2013年除夕夜當晚,全國有202家電視臺對春晚進行同步播出,綜合計算出全國有7.04億觀眾收看了馬年春晚。春晚不是“私人訂制” 、大眾訂制,它是“國家訂制”。 央視春晚肩負著對內、對外弘揚中華文化的雙重使命;承擔著展示中國形象、打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使命。請同學們打造一臺國家定制的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如果你是總導演,你會怎么設計?請說明設計理由。

    學生:閱讀課本98頁“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并討論方案。

    學生甲“林導演”──結合生肖,凸顯羊年文化宣傳;總結前一年的大眾流行文化;傳統的相聲小品還需要保留;服飾文化要體現中國風;科技創新體現在科技3D的舞臺設計,如果能有穿越文化設計理念就更好了。

    學生乙“張導演”──主持人可以穿旗袍和唐裝。

    教師:發展中華文化,“春晚總導演們”都說得非常好。我們在總體的設計理念中要不忘記文化自覺──覺察、覺醒、覺悟,是對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認識文化視角)

    學生丙“鄭導演”──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要有創新;面向現代化,面向大眾;我們還要加入一些西方元素,體現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學生丁“康導演”──每年春晚的最后一個節目都是《難忘今宵》,想請來演唱壓軸節目。要有國際媒體的參與和宣傳。

    教師:“康導演”提到的國際媒體的參與和宣傳,說明春晚的設計除了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還要樹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信心、信念、信仰,指來自于對時展潮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深刻把握,來自于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對待文化態度)

    設計意圖:情境體驗,探究新知,分享合作,成就設計。

    6.倒敘回顧

    教師: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才可以引導我們走向文化強國,下面我們來看看下面的觀點:

    “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學生:全盤西化論

    教師:大家能猜猜這是誰的觀點嗎?

    學生:小聲議論,沒人舉手回答。

    教師:展示PPT,。不加評論,繼續展示PPT請同學們繼續猜猜看。

    “中國立國數千年,禮儀綱紀,云為得失,皆奉孔子之經,若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身無以為身,家無以為家,是大亂之道也。”“冒萬死以力保舊俗,存禮教而保國魂”。

    學生:閱讀并等待答案的揭曉

    教師:揭曉答案──康有為。請同學們回到課本95頁,引導學生分析教材這兩段文字,得出結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我們的必由之路是中華文化復興的必然選擇。

    具體做到:

    一是要不忘本來。

    二是要吸收外來。

    三是要著眼將來。

    設計意圖:首尾呼應,鞏固新知,引起重視。

    7.升華鞏固

    師生:齊誦──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

    教師:請同學們就今天的學習感受進行140字左右的微寫作,下節課我們進行微分享。

    設計意圖:升華課堂,布置作業,課后成長

    九、教學反思

    教學設計注重歸納學生已有的文化知識,通過已知引出新知,結合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建構新知,運用“假如你是春晚總導演”的創新設計,讓學生形成創新比拼,凸顯教學環節中的學生主體作用,設計好教學情境,讓學生身臨其境,體味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設計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教法較為創新,形式比較新穎。根據課程理念和教學目標,還需要在內容上豐富完善,從細節上修剪梳理;在課題提問上有所改進,以學生的實際理解和掌握能力為主要參照點,不斷探索實踐,把教師的創新設計、主旨意圖、轉換為學生的自主學習興趣和能力,以不斷提升教育教學水平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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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4

    [論文摘要市民社會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會。這種社會為法治的成長創造了適宜的社會環境。市民社會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促進法律形式化,市民社會權利和制約國家權力。

    一、市民社會的概念及特征

    (一)市民社會的概念及演變

    “市民社會(civilsociety)這一概念源于西方,它在思想史上的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西方古典市民社會理論中,“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文明社會”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別,和政治國家混為一談,這種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已經失去了在當代的價值。現代市民社會理論強調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結構,并堅持市民社會更多地具有經濟性而非政治性的內容。最早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做出明確劃分的是黑格爾。針對黑格爾的國家決定社會的觀點,馬克思指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應當是社會決定國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非相反,當代市民社會理論的主流著重強調市民社會的社會關系領域和文化一意識形態領域,主張以市民社會—經濟—國家的三分法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當代最具影響的兩位市民社會理論家首推葛蘭西和哈貝馬斯。葛蘭西強調市民社會的文化意義而非經濟意義。哈貝馬斯提出了“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分析框架。他主張重建“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以便使社會文化系統漸次擺脫政治化和商業化以及技術統治論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進而重現生活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二)市民社會的特征

    綜合各種論說,我們可以看到現、當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摘要:第一,市民社會是獨立政治國家之外的社會成員的自治領域;其次,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第三,市民社會中的交往和活動以自愿為前提,遵循契約原則;第四,市民社會是在民主、自由的呼聲及其為爭取自身地位、權利的動力中產生的,所以它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奉行法治。

    二、法治的內涵及特征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經典定義,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筆者認為,理解法治內涵,應當把握三個方面的規定性。首先,法治是指一種特定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法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社會主體一律遵循法律,非凡是國家權力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約。在這一意義上,法治和人治相對應。其二,秩序是遵循規則的結果狀態,法治秩序是建立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之上的,這種法律制度具備形式合理性特征。對于這種特征,富勒稱之為法律的內在道德。這種內在道德包括八個要素摘要:(1)一般性或普遍性;(2)公布或公開;(3)可猜測性或不朔及既往;(4)明確性;(5)無內在矛盾;(6)可為人遵守;(7)穩定性;(8)官員的行為和已公布規則的一致性。其三,“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2)(p334法治的這種規定性體現法治的實質合理性,法治追求的價值目標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和人權。

    三、市民社會的法治功能

    西歐中世紀末期市民社會的形成和運動,直接導致了城市自治制度、城市法的確立、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海商法體系的建立,從而推動了作為法治重要特征的法律形式主義運動在西歐的興起和發展,造就了近性的形式主義法律的主體架,為法律形式主義運動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從而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動著西方法治的發展進程。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全面確立,西方市民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發揮,和此相適應,西方法治在自然演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完善,為西方社會的穩定繁榮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和保障。由此,我們發現市民社會的形成和成熟對法治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市民社會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追求多元化和民主的社會。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獨特特征和價值要求,使得市民社會成為現代法治得以存在并良性運行的基礎。

    1.市民社會孕育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

    法治的終級關懷是人的自由。自由是人類本性所求,它體現了社會主體對自身價值、尊嚴、人格和理想的執著追求。在論述法律和自由的關系時,馬克思也指出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經”。[3)(P71)在法治精神中,作為體現人之尊嚴、人格的價值要求,除了自由,還有和之密切聯系的平等觀念。但現代法治所要實現的平等主要是機會均等。機會均等在法律上表現為法律地位、權利能力的平等,這種平等和自由是和諧統一的。法治所要促進的價值目標首先應當是意義上的平等。

    市民社會是以多元化自由產權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社會、是一種契約社會,必然孕育著自由和平等。認為,自由的內容、形式和實現程度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經濟條件。不僅如此。作為意識形態的自由觀念也是如此。馬克思強調商品經濟對自由觀念的促進功能。“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過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4)(P77)近代市民社會出現以來,它一直存在著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和整合,并追求著自由的、自決的人的個體完善的目的,并塑造了市民社會的理性規則秩序。市民社會答應個人及機構追求多樣化的目標,但并不答應不擇手段地追求這些目標,而是要對沖突進行合理的控制來達到市民認同、社會整合和理性規則秩序。這種理性規則秩序即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市民法”,它是一定的社會法規,這種法規能夠正式或非正式地涵蓋斗爭的全部領域,對沖突實施有效的管制。這種理性規則秩序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為公眾普遍遵守,它立足于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和整合的過程中,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法律的至上性和普遍才得到逐步確認。

    2.市民社會的經濟形式促進法律形式合理性發展

    在追求自由和平等過程中,法治是人類社會最有力的手段。這種手段就是法律形式化。西方近代法律形式化運動,固然有其自古以來的尊法重法傳統、崇尚法治的精神、普遍性和體系化的教會法等因素的重大影響和功能,但其更深層、更根本的動因,則源于市民社會精神的涌動并融入近代法律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中的獨特進程。[5)(P85)

    市民社會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個人的獨立性是市社會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條件。市民社會又是以個人利益為本位的社會,而多樣化個人利益的實現途徑主要是經濟活動,因此經濟領域在市民社會中具有核心地位。作為法治秩序內涵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合理性特征實際上包括三個方面的發展都和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具有內在的聯系。首先,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非凡是私法制度的完備性發展。市場經濟活動具有開放性、自主性和多樣性特征,市場經濟下的社會關系比之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豐富而復雜。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內在地要求權威性法律規則的調整和規制,要求法律規范市場主體交易資格、確認市場主體財產權利、規范交易行為和建立有效的糾紛處理和責任救濟方式。其二,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具備形式合理性特征。在市場經濟下,市場主體通過市場交易追求和實現經濟利益。由于市場交易的復雜性,它也蘊含著巨大的風險,時刻威脅著市場主體的經濟利益。出于對經濟利益的強烈關心和算計,市場主體要求通過法律規則建立對市場交易過程和結果的合理預期,使市場交易活動在法律規制下具有一定的可猜測性,從而市場主體可以根據這種預期規劃和處理其交易行為。符合這種要求的法律制度必須具備一系列形式合理性特征,包括公開性、明確性、穩定性、一致性和不溯及既往等等。其三,市場經濟還進一步要求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共權力。市場競爭關系的存在,客觀上制約著市場主體只能共同選擇在公平交易秩序中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為了維護公平交易秩序,市場主體不僅要求國家制定符合經濟理性的法律規則,而且要求國家作為市場活動的裁判者必須依照法律規定公正地行使權力。

    3.市民社會權利制約國家權力

    近代法治產生和運行是以權利制約和權利保障為基礎和核心的,并強調當權者和其他人同樣服從既定的法律,而這一制約保障及法律至上的要求,則主要是由市民社會多元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分享和制衡來獲得保證和實現的。這不僅使專斷權力難以立足,而且也使得權力和權利都服從于共同的規則而納入法律規制的框架之中。

    首先,從總體上來講,個人享有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形成對國家集權的社會消解。其次,市民社會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和制衡。市民社會組織將分散的個人資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使民間零散的呼聲轉變為團體的訴求,從而對國家權力機構及政府官員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使國家權力必須對法律和公眾的意愿負責。再次,市民社會形成多元利益中心分散國家對資源的獨占從而遏制國家權力。在一種非政治化的經濟制度下,市場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制。市場經濟促進了社會階層的分化,使利益主體趨于多元化。最后,由于市民社會是公共領域高度發達的社會,對內,它是市民社會成員相互溝通的機會和場合;對外,它是市民社會行使民利、監督執政黨和政府、維護自身權利和利益的有力手段。

    其實,對于政府而言,來自市民社會的批評和壓力,應當被視為一種珍貴的施政資源。它可以促使政府更真實、全面地了解民眾的意愿、呼聲、要求和希望,使社會和國家之間保持良性的互動,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民主制度才會獲得旺盛的生命力。

    篇5

    規則是社會運行的基石,是社會有序運轉、人與人和諧共處的基本元素。政府和公民的規則意識、法律意識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培養全民的規則意識、法律意識。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有序社會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的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不是靠權力者的威嚴甚至特權,更不是靠親情。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樹立崇高的法制權威作為基本原則;法律是公民行為和政府活動的最終導向,是規制和裁決人的行為的最高標準和終極力量;每個社會成員都共同受法律的保護和約束,任何人或任何組織都無例外地受領法律的規束以及恩惠,其行為和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和范圍。因此,法治是社會調整擺脫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權,形成高度穩定有序的秩序與和諧狀態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和諧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民主社會

    法治關注的焦點是有效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現代法治內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為其本質特征。其精髓和要義是把法律從作為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的控制手段和統治工具變為人民在當家作主(實質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來有效管理國家、約束政府權力(使其合理運用、不致濫用和腐敗),治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服從于社會公眾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權威從屬于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權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類在構建有序化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秩序的目標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的共同要求,是社會趨向文明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認為“文明的社會組織是唯一的法治社會”,而這種社會組織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員即公民具有憲法規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三種不可分割的法律屬性,生活在依據“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權威和權力之下。和諧社會的一大標志是在社會決策方面形成多元化決策機制,這正是民主的具體實施和體現。多元化決策機制能否實施、實施的深度如何、是否流于形式、是否真正服務于人民,都取決于法治的實施效果。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法治保障的公正、公平、正義的社會

    法治的基本特征還在于它的公正性、正義性、公平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來的法律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審判公正);既要求實體正義(法律應當體現和維護社會正義和基本道德準則,對社會利益進行公平分配),又講求程序正義(在所有訴訟和非訴訟的糾紛解決過程和機制中均體現正義)。從具體內容和規則上看,第一,保證的規則,即切實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第二,機會平等的規則,即從總體上保證每個社會成員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發展機會;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的規則,即根據每個社會成員的具體貢獻進行有差別的分配;第四,社會調劑的規則,即立足于社會的整體利益,對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進行必要的調整,使社會成員不斷得到由發展所帶來的利益,進而使社會生活的質量不斷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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