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與經濟政策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經濟學與經濟政策，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區域經濟政策 演化經濟學創新 思考

一、區域經濟政策的演化理論基礎

演化經濟學是從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據生物進化的觀念來關注經濟變遷過程。它的重點基本落在組織層次方面，分析論述的內容是當企業遇到市場環境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及風險，應怎樣按照自身的“慣例”來行事，經受住環境的考驗與選擇。學者們也積極嘗試將這一理念放到區域經濟發展中。

從演化角度來看，區域間也存在如同市場內的企業一樣出現競爭。區域創新力的強弱直接決定了區域競爭力的大小。而影響區域創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識基礎與區域內行為人的多樣性。區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共同知識基礎能為經濟行為人的多樣性產生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與選擇作用。一方面，區域內的經濟行為人利用區域中累積的知識可以再相關知識領域增強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區域共享知識基礎還能發揮出選擇機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創造不符合當地背景的知識內容。

二、區域內的制度環境

（一）區域局部變革

它是經濟行為人的搜尋創新和區域環境選擇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結果。經濟行為人，比如企業遇到各種局部問題或常規問題或局部鎖定時，通常就會促使局部變革的發生。這種變革方式從行為主體來講，大部分屬于一種適應行為，可預見性極強，有較強的選擇作用。也有助于為政策制訂者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

（二）結構變革

即根本性變革，若區域經濟陷入困境及鎖定狀態時，通常會促使和原有的發展軌跡完全脫離，使區域產生根本性變革。該變革主要有兩種來源，一是源于區域自身內部；二是由其它多種渠道引進。該變革形式對環境選擇影響很小。

三、從演化視角提出的一般區域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嘗試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論基礎上的一般區域政策建議。

首先要不斷提升區域共同的知識基礎，不斷改進區域制度環境。提升區域共同的知識基礎，必須通過強化溝通與交流，主要包括區域內經濟行為人之間、經濟行為人和區域內外部之間等的信息交流、溝通。同時，在此基礎上促使各經濟行為人加強學習、交流，從而讓知識，尤其是默示知識得到有效轉移，甚至產生創新。改進區域制度環境的一種有效方式，即確保區域保持開放性。針對流動性資源，例如資本、企業等，實施“退出”機制，確保區域“即使遇到壓力集團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適的制度，從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區位性要素”。

處理區域內的局部變革問題時，區域政策帶有微調的特性。此時，區域政策的基本目標為：進一步促進區域多樣性的產生；確保區域選擇過程的有效發生；努力排除鎖定狀態。

區域內的多樣性基本依靠創新來激發。因而，要強化區域內的學習能力。比如，政策制訂者可加強企業、科研院所、風險資本之間的溝通與聯系，從而確保相關知識、信息流動的及時、通暢，進而促使區域學習與創新的產生。

區域內相關創新的發展及擴散均依靠區域內市場以及非市場環境具備的有效選擇機制來達到。在此條件下，實施政策微調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政策的制訂來關注對四周環境的提升，用以彌補環境中存在的薄弱環節。

由于局部變革與路徑依靠有可能引起次優問題，因此，在制訂區域政策時，還應注重減小新的區域鎖定風險。政策制訂者應著重建立“區域層次的冗余”，即區域各組織間松散的聯系。而區域層次的冗余極難建立在市場基礎上，重點取決于相應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訂者要重視區域系統的開放及多樣化，主動刺激促進開放性及多樣化，避免強大的組織控制區域系統并僅為其再生產服務。

針對根本性變革時，區域政策的目標為重構區域發展路徑，建立新的系統，并且防止早期鎖定。在這種背景下，相對于局部變革，政策制訂者會獲得更多的自由與選擇。比如，在重構區域經濟體系過程中，可選擇很多新的技術、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變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徑下發展。區域政策的著力點不僅要提高區域的適應能力，保持多樣性，而且要促使區域資源向新的發展機會、新的發展軌跡開放，同時加強區域內各個組織間的新交流與溝通。

下面，我們對比局部變革的區域政策來進一步說明根本性變革的區域政策特點：

1、相對于局部變革，根本性變革極少受到當地實際環境的影響，更偏重于制訂普通意義上的政策。局部變革則帶有明顯的地方特征，大多數會受到專門化知識及技術的影響。2、局部變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統基礎上的微調，區域仍舊護按照原有形態進行發展；根本性變革則是完全脫離已有的發展形勢，在組織、技術、制度等方面重新構建。3、局部變革的區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區域內相關要素、組分間的溝通，加強知識、技術方面的交流。根本性變革則重點在于刺激區域內的要素及組分進行新的交流，從而達到創新以及找到新的發展路徑的目的。④局部變革政策制訂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須在原有的技術、知識區域內進行政策制訂，因而政策成功率較大。而根本性變革政策制訂者的自由度偏大，不過，成功率較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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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產品與公共衛生

所謂非競爭性(Non－rivalry)，即增加一個消費者，其公共產品的供給邊際成本為零或一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所謂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一種物品一旦被提供，沒有一個人可以被排除在該物品的消費過程之外，或者不能通過收費和其他機制將其排除在外。在衛生服務領域中存在著大量的公共產品。例如，利用電視開辦健康教育節目，這個節目一旦開播，收視區內的全部居民都可以收看并從中受益，而且未付費者收看節目也不影響付費者收看節目;又如，為控制血吸蟲病而采取的疫區滅螺措施，這種服務一旦提供，疫區內的居民都降低了血吸蟲病的感染幾率，而且付費者享受到安全的生活和勞動環境，未付費者也同樣可以享受。因此，公共衛生服務如傳染病的預防與控制、衛生監督、婦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衛生、環境衛生等都屬于公共產品范疇。對于這些公共產品，由于未付費者和付費者同樣可以消費并獲益，所有人都會試圖“免費搭車”。既然無論付費與否都可以收看電視健康教育節目，可以避免接觸釘螺而減少血吸蟲病的感染，那么作為消費者誰還愿意出錢購買這些服務呢?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者提供這類產品將難以獲得理想的收益，因為“生產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單個企業或消費者不會有經濟動力去提供這些服務并試圖從中獲利”，所以私人不會生產這類公共產品。結果在市場機制下，公共衛生服務會處于極端萎縮狀態或根本不會存在。由于公共產品消費人數的增加一般不導致成本的增加，而且一經提供會有眾多的人享受，所以從社會角度考慮，公共產品具有很高的經濟效率;然而，在市場機制下這種具有高經濟效率和高公益性的公共產品是沒有人愿意提供的。所以在衛生領域中利用市場機制所帶來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衛生服務缺乏提供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機制在衛生領域中不能實現衛生資源的有效配置。

2準公共產品與基本醫療

準公共產品介于私人物品與公共產品之間。私人物品的特點是競爭性與排他性，“除了直接消費者之外，該物品的生產和消費不對任何其他人產生正的或負的外部效應(或溢出效應)，它的一個生產單位，僅對應著一個消費單位，即僅供一個人消費。”由于私人物品的消費可以在消費者之間進行分割，因此普通商品的買賣雙方可以通過談判形成雙方滿意的價格，這就為市場交易提供了可能。基本醫療服務雖然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特征，但如果把它看作個人消費品則是錯誤的。因為基本醫療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存在供方需求誘導，進而會導致市場失靈。醫療服務具有天生的非同質性和供方信息壟斷性，醫生對疾病的嚴重程度、治療手段的有效性、醫療服務的適度性更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屬由于缺乏醫學知識和對疾病的恐懼心理，治療上一般持服從態度。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供方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兼具服務建議者和提供者雙重身份的醫生可以方便地實現誘發需求的目標。因此，用市場化的方式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必然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二是基本醫療被社會公認為人人都應該得到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力資本包含健康資本和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健康狀況的改善依賴于醫療衛生狀況。如果一個國家具有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必然會在整體上提高人力資本的健康狀況;反之，不完善的衛生服務體系則會使居民得不到必要的健康保護，從而損害國家的整體健康狀況，最終妨礙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政府應優先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權利，當居民缺乏基本醫療服務的支付能力時，政府就應給予資助。因此，基本醫療服務屬于準公共產品范疇。

3外部性與衛生服務的正外部效應

具有正外部效應的產品是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例如，在一個社區范圍內一部分人接種了麻疹疫苗，接種者患麻疹的可能性大大減少，同時社區內非接種者受到傳染的機會也會減小，結果接種者受益，未接種者也受益。正外部效應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傳染病的治療服務，如果一個人罹患瘧疾并就醫治療，那么除了他本人康復外，周圍的人由于減少了被傳染的可能性也將從中受益。具有外部效應的(準)公共產品的經濟學特點是:直接消費者對消費效益的估計要比其社會效益小得多。這說明在市場機制下，由于個別消費者對消費效益的估計之和小于總的實際效益，消費者對(準)公共產品的需求量小于社會最佳需求量，從而社會對(準)公共產品的需求不足，供給也不足［3］。因此，對于(準)公共產品單靠市場機制不但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會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

4需求和供給理論與醫療服務價格失靈

醫療需求是人們在一定價格水平下對醫療服務的需要，它要求人們有需要的欲望并具有支付能力。只要醫療資源是有限的，供求曲線就會受價格水平的制約。在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中，均衡理論是建立在供求雙方擁有價格、質量等充分信息、可以做出理性判斷的基礎之上的。完全競爭市場必須具備4個條件:一是有眾多的買者和賣者，二是提供的產品是同質的，三是行業進退自由，四是供求雙方擁有完全的信息［4］。然而，現實生活中醫療服務的市場供給同完全競爭市場模型相差甚遠，醫院和醫生提供的服務具有天然壟斷性;同時，醫療服務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壟斷條件下，壟斷方索取的價格超過了生產的邊際成本，價格與邊際成本之間的差距產生了福利損失。如果政府對醫療服務價格進行適當管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由壟斷造成的福利損失。由于醫療服務在很多情況下充滿著不可預見性，要求醫生在治療前先同患者談判，以形成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價格是不現實的。此外，醫療服務存在強烈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醫生在治療過程中通常運用非價格決策規則實施醫療行為。因此，如果醫院追求利益最大化，醫療服務的供給者很容易利用壟斷性和特殊性來犧牲患者的利益。醫療服務領域存在明顯的市場價格機制失靈。

5福利經濟學理論與醫療衛生公平性

在經濟處于完全競爭、生產者與消費者獲得的信息充分且沒有外部性的條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達到最佳狀態，市場經濟就會顯示出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在這樣一個制度中，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有效率的，沒有一個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變得更糟的情況下變得更好”，競爭性的價格機制能使社會資源和技術通過最佳的組合生產出商品或勞務。但是，盡管帕累托效率頗具吸引力，也不能表明應該把它作為倫理標準，它的缺陷就是對公平問題的漠視，未能以是否公平作為效用分配的依據。庇古認為，貨幣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任何增加窮人實際收入的絕對份額的因素，只要該因素在任何方面都不會導致國民所得減少，一般來說就會使社會福利增加。”在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則中，社會公平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醫療保障的完善、社會民生的增進，都屬于公平性的實現方式。注重公平同樣有利于提高效率，最終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6公共財政理論與市場失靈矯正

公共財政理論是以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考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并以此界定財政的職能范圍。市場經濟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機制是市場機制，但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很多問題只靠市場無法解決，即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包括公共產品、外部效應、壟斷、信息不充分、市場不完全、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等內容，為克服和糾正這些市場失靈，就必須借助于另一種力量———政府。政府要彌補市場的缺陷，必須支配一定的資源，從而需要運用財政作為直接配置資源的手段介入經濟，與市場互補，最終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失靈原則規定了政府及其財政的各項活動應限定在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以彌補和矯正市場失靈為職責，即提供市場無法足夠提供的(準)公共產品、解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的外部性、自然壟斷問題以及處理市場難以做到的收入分配公平等事務。這種職能界定避免了財政活動對市場不應有的干預破壞，充分尊重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保證了市場效應的正常發揮。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主要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在醫療衛生領域大量存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和正外部性衛生項目，市場機制在這一領域難以發揮有效作用。只有正確區分醫療衛生的不同項目特性并加以區別對待，才能使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7正確認識政府和市場在醫改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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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存貨會計政策選擇成本流轉假設經濟后果

一、引言

存貨是指企業正常經營活動中用于銷售的商品及以銷售為目的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和物品。對大多數企業來講，存貨都是一項重要的流動資產，為了準確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要采用適當的途徑、選擇適當的會計政策對存貨進行準確地計量。運用不同的存貨計量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實現如下目的：確定期間凈損益。存貨計量最基本的目的是為了將存貨成本與相關的收入相配比，相對較為真實、準確地確定企業每一期間的凈損益，作為繳納所得稅及進行相關收益分配的基礎，維護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衡量企業存貨的價值，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存貨的價值一般被假定為擁有某些特定資產企業的價值與不擁有這些特定資產的企業價值的凈差額。企業經常重置存貨，其價值接近于其重置成本，而那些不持有就會導致產量或銷售額下降的存貨，其價值可能會高于其重置成本，但有些存貨的價值可能又低于其重囂成本。因此，存貨計量的目的就是要使計量的結果能夠解釋并能準確地確定企業存貨的價值，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財務會計的主要目標在于向會計報表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具體到存貨項目是企業不僅要提供預測企業銷售存貨可能產生的現金流入量，還要預測重置以后會計期間銷售存貨所需的現金流出量。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要將存貨的成本在已銷存貨和期末庫存存貨之間進行分配，本文將比較各種不同的存貨計價方法，以便從中選擇出最恰當的存貨會計政策。

二、成本流動假設與存貨會計政策分類

(一)成本流動假設存貨成本可分為實際成本與非實際成本，存貨成本計量方法也可分為實際成本計量方法與非實際成本計量方法。實際成本計量方法包括具體辨認法、先進先出法(FIFO)、后進先出法(LIFO)、加權平均法等，非實際成本法包括計劃成本法、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毛利率法和售價成本法等。在持續經營假設下，企業的期末存貨就相當于流入流出相抵后的“池中蓄水”，本期期末存貨結轉到下期即成為下期的期初存貨，下期繼續流動；就形成了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存貨流轉。企業要生產經營就要保持一定的存貨量，正如利特爾頓在談到企業經營活動循環時所講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會計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去處理川流不息的企業交易流。企業通常在期初開始時就擁有一定數量的存貨，當期還要再采購或自制一定數量的存貨，已有的存貨加上可利用的存貨就等于公司可以用于對外銷售的存貨，在某一會計期間，這些存貨要么被出售，要么成為企業的期末存貨。企業的存貨流轉包括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兩個方面。從理論上講，存貨的成本流轉應與其實物流轉相一致，即購置存貨所確定的成本應隨著該項存貨的銷售而結轉。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企業存貨的進出數量很大，品種繁多加之存貨的單位成本多變，存貨的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很少相一致，人們只能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轉順序確定已銷商品和庫存商品的成本，這樣就產生了存貨成本流轉假設。

(二)存貨會計政策分類在一個會計期間公司往往有多次采購活動，且同一單位存貨的采購成本可能各不相同。那么在會計期末，期初存貨和本期采購存貨的成本哪些應作為期末存貨、哪些應作為已銷商品的成本，企業會計準則通常允許用幾種不同的會計方法確定期末存貨和已銷商品成本，這些方法產生的期末存貨和已銷商品成本結果也各不相同。

(1)具體辨認法。該方法是唯一的能使實物流轉和成本流轉最接近或相吻合的存貨計價方法，便于實現特定成本和特定收入的配比，因而最符合配比原則。但這種方法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該方法所依據的假定是可以將企業的經營活動盡可能地劃分為若干個存貨項目，分別進行配比并計算損益，這種作法符合傳統會計的存貨成本分配目標。但對于大多數企業而言，存貨的種類眾多、流動頻繁，要具體辨別出各個存貨的實物流動和成本流動的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對于與不同質的許多批次相聯系的聯合成本，要做到合理、精確地分攤非常困難，同時對分攤標準的確定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再次，這種方法的成本流動假設因客戶購買的隨機性和管理當局的偏好而變化不定，沒有一定的規律性；最后，對于同質而不同價格的存貨，管理當局可以通過選擇不同的單位成本，以增加或減少已銷商品成本，從而達到操縱利潤的目的。

(2)先進先出法。此方法的優點主要有：一是最符合邏輯的存貨計價方法。正常情況下企業都想先銷售存貨中持有時間最長的商品，易于變質和過時的商品更是需要按照先進先出法方式處理。雖然《企業會計準則》并沒有要求存貨成本流動必須符合商品的實物流動，但該方法的成本流動假設確實與商品的實物流動觀念相一致。因此，對于許多種類的存貨而言，FIFO法和具體辨認法得出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都相同。二是先進先出法較為簡便易行，無論是用于期間盤存制抑或是永續盤存制，相比而言都較為省事簡便。三是先進先出法較為客觀。與其他存貨成本流動假設，特別是和LIFO、具體辨認法相比，管理當局不能任意選擇存貨計價，可以減少操縱存貨成本和利潤的可能性，從而可以保證存貨計價和售價成本計算的系統性和一致性，便于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和同一企業不同時期的比較。四是在先進先出法中，期末存貨成本是基于最近的采購成本。因此，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價值更接近于當前的重置成本，特別是當企業的存貨周轉較快、期末存貨分攤的大部分成本都很接近于近期采購成本。與其他存貨計價方法一樣，先進先出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該方法把大部分近期成本都分攤給了期末存貨，相對而言非當期成本或過期成本都分攤給了已銷商品，在物價上漲時會高估企業的當期利潤和期末存貨價值。當某一會計期間的采購成本或存貨數量急劇上升時，用較過時、較低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相對較高的銷售收入進行配比，往往會高估企業的利潤和存貨價值，造成“虛盈實虧”。用相對較過時、較低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當前收入相配比得到的利潤數形成通貨膨脹下的存貨持有損益，但持有損益通常是不能進行利潤分配的。其次，存貨持有損益產生于存貨價格上漲期間，是較低的、過時的存貨成本和現時存貨重置成本之間的差額。當管理者為了掩飾當前存貨采購成本增加的事實而提高商品的售價時，因使用FIFO而產生的存貨持有損益能招致誤導性的利潤和現金流量信號。FIFO忽略了存貨重置成本的價格較高這一事實，因而這一包含存貨“賬面利潤(即存貨持有損益)”的利潤數并非真正的可以向股東進行分配

的利潤，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最后，先進先出法下的凈損益包括正常經營損益和因存貨價格變化而產生的持有損益，財務報表無法將兩者分開披露，容易誤導使用者。

(3)平均成本法。平均成本法是一種較為中庸的存貨方法，其優點和缺點與先進先出法和后進先出法不同，如該方法確定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價值大小處于FIFO和LIFO中間。無論存貨采購成本是上升或是下降，平均成本法產生的已銷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貨價值都處于FIFO和LIFO之間。然而它對資產負債表的影響更像FIFO而非LIFO，事實上當存貨周轉率較快時，平均成本法產生的存貨成本如同FIFO一樣接近于當前重置成本。平均成本法的主要優點在于它的實用性，該方法只在月末計算一次加權平均單價，易于使用，也比較客觀。此外，相對而言，平均成本法也不像具體辨認法和uFo那樣易于被人為地操縱。即使如此平均成本法仍然還是有缺點的，如該方法既不反映當期收入與成本的配比關系，也不反映按現時成本對資產負債表中存貨進行的計價；再如該方法不符合存貨的實物流動，而是與之相悖。簡均法有時會導致嚴重的價格偏離，但平均成本法還是以其簡便易行而在不少企業中得到推廣。

(4)后進先出法。此方法是一種最有爭議的存貨計價方法，其缺點和優點都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其一，后進先出法用最近的存貨成本和銷售收入進行配比，能夠恰當地反映當期收益。特別是在存貨的采購成本持續上升以及存貨周轉率較慢的會計期間這一方法是至關重要的。雖然在此方法下已銷商品成本并不等于其重置成本，可能只是近似于其重置成本，因此，該方法可使存貨的持有損益最小，在存貨價格上漲期間使用LIFO報告的凈利潤可能更接近于可向股東進行利潤分配的數量，有利于資本保全。其二，在物價波動不穩定的情況下，LIFO可以人為地平滑利潤，避免企業損益的劇烈波動，以提高企業收益預測的可靠性，降低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增進人們對企業管理績效和聲譽的信任。其三，該方法因對存貨的計價比較穩健，因此計算各項償債指標比較真實，有利于保護債務契約中債權人的利益，因而受到債權人的歡迎。其四，在存貨價格上漲及存貨數量并不下降的情況下，LIFO可獲得相對較低的報告凈利潤，并可以通過降低應稅利潤而永久性地遞延所得稅。從企業管理當局的立場看，消除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是LIFO最主要的優點。事實上，在通貨膨脹期間，節稅利益才是LIFO得到廣泛應用的最主要原因。其五，LIFO使企業的凈損益比較符合通貨膨脹條件下的“真實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虛盈實虧現象，有利于企業的再生產，也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是會計政策服務于經濟政策、服務于政府宏觀經濟目標的一種體現。其六，IRS的“LIFO遵照規則”要求，為了節稅目的采用LIFO法的公司，在其對外財務報告中也必須使用LIFO。盡管它可以通過降低應稅所得獲得遞延納稅的益處，并且使用LIFO也可在公司對外財務報告中較其他成本流動假設降低報告凈利潤。從(表1)可知，當全世界都普遍采用FIFO和平均成本法在時，美國是唯一的廣泛應用LIFO的國家。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有些國家并不允許采用LIFO(如英國和法國)；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允許為會計目的采用LIFO，但不允許為節稅目的采用該方法。后者增加了在存貨采購成本上漲期間采用LIFO法的主要動機是為了節稅的可信性。從國際范圍內看，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已建議為了財務報告目的應取消LIFO，我國新頒布的會計準則也取消了該方法。筆者認為，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等客觀因素存在著較大差異，強行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或取消后進先出法都是不足取的，而應由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本國企業特點的會計政策，在會計準則允許的范圍內是否選擇后進先出法是企業自己的權利。

三、企業存貨會計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當存貨的價格在一個會計期間是按同一方向變動時，在以成本為存貨計價基礎的情況下，上述各存貨計價方法對本期凈利潤和期末存貨價值的影響是有差別的。由于“本期可供銷售的存貨成本=已銷商品成本+期末存貨賬面價值”，因而，存貨價格的變動不是影響“已銷商品成本”，就是影響“期末存貨賬面價值”。在有些國家，上述各種成本假設都是公認會計準則所承認的，如果物價水平不變，則不論選擇任何一種成本流轉假設所得的損益結果都是基本相同的，但上述理論分析都是針對物價水平變動的情況而提出的，因為物價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與企業的現實經營活動實踐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因此，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將上述存貨會計政策選擇產生的經濟后果概括為以下方面：

(一)對資產負債表即財務狀況的影響 “資產負債表是說明為實現未來成果的現存手段資產”，“負債表的有用性是對當時的可償付債務的資產、待支付債務或凈清償價值的表述”。在FIFO法下，期末存貨按照近期進價計算，比較接近于資產負債表日的重置成本，使資產負債表較為真實合理；在LIFO法下，期末存貨是按較早期的采購價格計算的，與資產負債表日的重置成本差別較大，因此LIFO法計算的存貨數偏低，即資產負債表中存貨的價值被低估。運用這一存貨數值計算的相關財務分析比率也受影響，如存貨周轉率、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就會被歪曲。亨德里克森提出反對LIFO法觀點的理由之一是，“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的存貨價值是過時的，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反映過去期間存貨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

(二)對損益表即收益質量的影響在FIFO法下，用早期較低的存貨成本與當期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就會高估或虛計利潤。若以此利潤數額計繳所得稅、分配股利等，會使企業因難以重置同等數量的存貨即企業無法進行實物補償，使企業無法在原有的規模上持續經營，造成過量分配，不利于資本保全，從而會削弱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相反，在LIFO法下，以最近的存貨采購成本與當期的營業收入相配比產生的利潤數額，可以恰當地解釋、評價和預測企業的經營成果，以此利潤數額計繳所得稅和分配股利就不至于影響企業的持續經營。由此可以看出，各種存貨會計政策對損益表影響的主要差別在于時間性，即存貨成本在什么時候由資產攤銷、轉化為費用。在上述存貨計價方法中，按穩健程度從大到小的順序進行排列依次是后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先進先出法，具體辨認法最接近于真實狀況。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FIFO法使存貨價值和企業損益達到最高水平，其次是加權平均法和LIFO法；在物價下降時則相反。在物價持續上漲及不動用期初存貨的情況下，LIFO法使當期已銷商品成本最高，企業的損益降劍最低水平。

(三)對稅收成本和現金流量的影響在LIFO法下，由于低估了期末存貨成本而多計了已銷商品存貨成本，就減少了本期應稅利潤從而也減少了稅收成本LIFO因節稅而減少了現金流出量，與其他方法相比，增加了當期的現金流量，改善了企業的現金流轉狀況。從此意義上而言，企業采用不同的會計政策產生不同的稅收負擔，相當于企業享受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筆者認為，企業因采用不同存貨計價方法對報告收益的影響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影響，并不能反映企業財富的任何變化，所得稅支出才是對企業的真正影響。

(四)對經營者業績及其報酬的影響在每一份重要的收益表后面都有相當數量的利益關系，不少企業的激勵機制都是建立對經營者業績考核基礎之上的，而選擇何種存貨會計政策對企業的經營業績有顯著的影響。一般來講，FIFO能高估經營者任期內的利潤水平，獲得較多的短期利益，實現經營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LIFO則相反。“由于存在可以產生不同結果的代用方法，所以，人們不斷嘗試不通過實實在在地改善業績就能獲得盈利和增長的辦法”。

篇4

關鍵詞：非正規就業；剩余勞動力；預期純收入；政策含義

中圖分類號：F24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5-0043-02

非正規就業，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就是非正規部門就業或非正規組織形式就業。從我國的情況來看，非正規就業指的是沒有建立正規的勞動關系和沒有正規的勞動組織程序的就業。從現象上來看，擺地攤、微型“小企業”、沿街叫賣、人力車夫、修鞋、修配鑰匙、搬家、送貨等五花八門、無所不包，就業空間十分廣闊；從其生存的環境來看，包括非正規部門的雇傭勞動者，小業主等自營勞動者和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雇用者三個基本類型。由于非正規就業自身具有進入障礙小、經營規模小、勞動技能低等特點和擴大就業、減緩貧困、解決城鎮失業等外部特征，近幾年已為多數國家和地區所重視。從國際經驗看，美國目前有27％~40％的就業屬于非正規就業；西歐國家的非正規就業人口比重已從80年代的12.4％提高到90年代的15.8%；非洲這一比例為57.2％；拉丁美洲為36.2％；亞太地區為32.8％。可見，非正規就業已成為各個國家解決就業問題的有效途徑。

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農民的就業前景不容樂觀。據統計，2000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達到1.8億左右，2005年流動人口達到1.4億，其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到60％左右，而這其中又有80％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就業，可見，在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帶動作用乏力的情況之下，非正規就業的發展與完善為龐大的失業群體提供了較大的就業空間，這對緩解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壓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以下將從經濟理論的角度對非正規就業的重要性進行分析，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和就業難等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1.修正模型

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對發展中國家在人口流動的政策制定方面，包括工資、收入、工業化和農村發展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論工具。但由于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和就業結構的特殊性，該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反映我國的實際情況。首先，我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并且城市就業存在二元結構，即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并存；其次，進入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部分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就業；最后，城鄉人口流動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更取決于城鄉預期純收入差異。因此，在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加以修正，以反映我國城鄉人口流動的實際狀況。

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遷入城市的動機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的差異，更取決于城鄉預期純收入的差距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差異和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這種關系可以表示如下：

而城市預期純收入取決于城市預期收入與城市預期支出，農村實際純收入取決于農村實際收入與實際支出。所以，

表示城市預期收入，表示城市預期支出，表示從農村遷入城市的成本。可見，城市預期純收入主要取決于城市預期收入、預期支出及遷移成本。Wr表示農村實際平均收入，表示農村實際平均支出，即農村實際平均純收入主要取決于農村實際平均收入與實際平均純支出。而城市預期收入與支出主要取決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包括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所以：

Wf表示城市正規部門的工資率，We表示城市非正規就業的工資率，∏表示流動人口正規就業概率， 1―∏表示失業率，即以非正規形式就業的概率。從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鄉人口流動的動機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1）城市正規部門的工資率和非正規就業的工資率；（2）正規部門找到工作的概率和非正規就業的概率；（3）城市的預期收入與支出和農村實際收入與支出；（4）遷移成本。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動模型是就一個階段而言的。事實上，遷移者大多以非正規就業形式或者待業形式存在，以等待正規部門的工作機會。這樣為了更加接近現實，該模型應建立在較長的時間范圍基礎上，對其城鄉預期純收入進行貼現，設V（0）代表遷移者計劃期內城鄉預期純收入差異的凈貼現值，(t)代表城市預期純收入，Rr (t)代表農村預期純收入，P(t)表示t時期內在城市就業的概率，n表示計劃范圍內的時期數，r表示貼現率。

結合前面人口流動模式的分析，該貼現值可進一步表示如下：

在這個貼現值中，我們可以看出，影響其大小的不僅是城鄉預期純收入的差距，非正規就業所帶來的收入及就業概率（1―∏）也是該貼現值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遷入城市的勞動力的特殊性，非正規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對貼現值的大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正規就業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已經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不僅是由非正規就業者自身的特點決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正規就業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對解決失業問題特別是農村失業問題或就業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對解決我國目前的就業難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政策含義

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當地人口的就業，于是政府往往采取各種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在城市就業，但這種做法往往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也會很有限，不但不利于提高城市就業水平，而且還人為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作為人口眾多的中國，就業問題始終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基本問題。面對中國城鄉就業矛盾，根本的辦法是改變觀念，調整政策，把大力發展城鎮非正規就業作為緩解城鄉就業矛盾的重要途徑，就顯得尤為重要。

2.1 非正規就業大大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無論從國際經驗還是國內實際情況來看，由于進入城鎮的農村勞動力自身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很難進入或者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因此，在未進入正規部門就業期間，非正規就業就成為他們就業的主要形式，這對緩解我國就業壓力和社會穩定起到了雙重的作用。

2.2 非正規就業市場的靈活性、多樣性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更廣闊的就業空間

這不僅表現在雇用形式和工資價格制定的靈活性、敏感性上，還表現在對消費市場多樣性、個性化需求能夠迅速反應，組織批量生產的靈活適應能力上，這種能力為一般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彈性，具有創造新的工作崗位的巨大潛能。特別是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非正規就業較低的準入門檻，為低技能群體和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在不同部門之間的置換過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緩沖帶，避免了大量結構性失業群體的出現。

2.3 非正規就業起著調節就業和收入的雙重作用

當經濟增長出現低迷或嚴重危機時，正規就業的工資將下降，就業隨之減少，而非正規就業相應上升。例如，1981～1983年巴西經濟衰退期間，非正規就業上升了近30％；同時在經濟衰退期，非正規就業可以提高一部分人員的收入，從而在宏觀上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目前，就業不足已經成為我國農村家庭貧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決農村貧困問題除了要健全養老保險和社會救濟制度外，根本出路在于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水平，而非正規就業就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舉措之一。

2.4 有利于彌補城市生活服務產品供給不足的現狀

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相當多的大中城市，原體制下的“配給制”消費品分配系統被取締，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小商品經濟特征的“馬路市場”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販，如上海市75.1％的非正規就業勞動組織主要在社區從事零售配送、文體服務、修理修配、計算機應用服務、小型制造業等職業，不僅推動了居民服務業的發展，還滿足了市民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的需要。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城市生活服務系統的供給真空。

3.結論

通過對非正規就業的經濟學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在非正規就業對緩解農村勞動力就業壓力、調整城鄉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由于我國對非正規就業的重視不夠充分，使得它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健全的就業形式，存在諸如勞動雇用關系不規范、勞動條件惡劣、法律不健全、行政部門干預過多等問題，使得非正規就業者在夾縫中生存，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因此，現階段完善和發展非正規就業成了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應該努力做到：在意識方面，我們要正視非正規就業的存在，而不是把他們歸于失業或下崗；在經濟層面上，盡量減少非正規就業“正規化”的外在成本，加以正規化；在政策層面上，制定與非正規就業相配套的各種法律制度，為其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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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呂文廣（1971-

），男，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甘肅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區域經濟學。

篇5

［關鍵詞］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趨同化差異化競爭特色辦學

［作者簡介］李斌琴（1980-），女，福建福安人，嘉應學院教育科學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管理；盧志成（1979-），男，福建南靖人，嘉應學院體育學院，講師，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體育管理、高等體育教育。（廣東梅州514015）

［課題項目］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項目“新建本科院校專業設置模式研究”（項目編號：gd10xjy02）和廣東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2010年度項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研究——基于專業設置模式改革的視角”（項目編號：2010tjk32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2）12-0008-04

一、高等教育：一個充滿競爭的場域

在當今激烈競爭的時代，為了生存與發展，任何組織都要面對來自外界的競爭。同樣，競爭已成為大學生存和發展的不可回避的問題，誠如加里·貝克爾所說：“無論是推動教育發展，還是促進啤酒生產，我都相信競爭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領域，美國世界領先，而這個領域是美國競爭進行得最為激烈的領域。”①在我國，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過去高等教育的發展一直以政府的調控為主，國家對高等教育大到立法、規劃、評價，小至高校的辦學目標、培養計劃、機構設置、人事安排、專業設置、招生就業等，均通過各種制度予以嚴格規定。在此背景下，高校依附于政府，并無實際辦學自，只需依政府的指令行事，而無須太多考慮外在的社會需要和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之計。因此，大學之間雖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沖突與矛盾，但作為資源擁有者與調配者的政府在主觀上鮮有讓大學進行競爭的意圖。作為非完全獨立的行為主體，大學也基本上沒有競爭的想法和欲望，在計劃經濟時期大學競爭有意無意被掩蓋了。②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效益原則與優勝劣汰原則被逐漸引入，大學作為獨立的法人辦學實體已經得到承認及規模擴張后高等教育“買方市場”的逐漸形成，大學也正逐步失去過去政府提供的全面保護，必須走向市場，通過競爭獲取資源。競爭既是大學獲取“稀缺資源”、戰勝對手的手段，也是現在乃至未來中國高等教育合理配置“稀缺資源”的重要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是這個競爭大潮中必須參與的一個重要支流。

資料來源：趙應生、洪煜、鐘秉林發表在《教育研究》的“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地方高校經費保障問題及對策”一文。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競爭中的弱者

我國現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262所，而目前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發展中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趨同，這在其發展定位、學科建設、專業設置等方面均有體現。如，定位向“985”“211”大學看齊，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向多科性、綜合性大學方向發展；專業高度雷同等。在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趨同的后果就是大家在同一平臺內進行同質化競爭，爭奪有限的辦學資源。而事實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同質化競爭中是沒有優勢甚至是處于劣勢的。因為各級各類高校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高低既有辦學資源的數量、質量、結構所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著其維持和獲取辦學資源能力的強弱。我國現有各級各類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教育場域“是一個等級嚴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統，自下而上分別是民辦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普通地方專科學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點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學、8所所謂‘重中之重’的985大學，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③對處于高等教育場域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在獲取辦學資源方面與處于高等教育場域頂部的高校有較大差異，成為競爭中的弱者，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1.政府經費投入：親疏有別。當下，我國高辦學經費的投入雖然正逐漸走向多元化，但是政府的教育經費投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在教育資源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對高校經費的投入依據是其在高等教育場域位置高低，選擇“親疏有別”的重點投入政策。處于金字塔頂端的中央部屬高校財政性教育經費由中央政府負責，地方高校則由地方政府承擔。④地方院校受地方政府工作財力不足的制約，經費保障水平與中央部屬高校存在較大差距，且二者之間有擴大之勢（如右表所示）。除此之外，對處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頂部的“211”和“985”工程項目的高校還能從政府獲得“超國民”待遇，得到額外巨額資金投入。如，在“985”工程一期項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和清華，三年時間內從教育部各獲得18億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的中國科技大學等7所高校也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獲得三年10億元左右的投入。⑤在長期辦學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大幅度的經費支持對高校的發展無疑具有決定性作用。而眾多地方高校受經費投入水平的制約，僅能維持基本運轉，用于教學和科研的經費嚴重不足。

2.招生被“忽視”與就業受“歧視”。長期以來形成的高等教育金字塔體系，使得不僅政府根據這個金字塔體系進行教育規劃，配置高等教育資源，社會如家長、考生、用人單位也以此為標準自上而下考量大學的“優劣”。在他們眼中，處于金字塔頂端的北大、清華及其他“985”“211”院校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個特殊層次。學生進入這類大學學習，不僅是家長培養子女獲得階段性成功的標志，同時也意味著將來可能比進入處于金字塔底部“一般”院校的學生有更好的出路。因此，處于金字塔頂端的院校自然是考生、家長們報考的首選，而位于底部的地方院校則往往被“忽視”。這也使得一些地方院校開始陷入了“生源危機”，不得不降低投檔分數線方能勉強完成招生指標。與此同時，用人單位也依據高校在金字塔體系中的位置高低判別畢業生質量“優劣”，畢業生的“出身”對其就業極為重要，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受到歧視現象屢見不鮮，其就業率也明顯低于211、985院校。《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報告（2009年）》的調查顯示，2007屆、2008屆“211”院校畢業生就業率分別為93%、90%，非“211”院校畢業生則為90%、87%。

3.人才引進：缺乏吸引力。師資力量不足，師資水平不高是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發展初期普遍存在的問題。為此，各院校出臺了相關的高層次人才引進政策，通過提供住房、安家費、科研啟動經費、安排配偶工作等優惠政策吸引高職稱、高學歷的人才，以提高師資隊伍的水平。但是，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級市，有的甚至是欠發達地區的落后城市。無論是城市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還是院校的財力、辦學條件、學科建設水平、科研基礎與氛圍、工作環境、發展機會都與一些重點院校存在較大差距，這導致眾多高層次人才寧去大城市的專科院校也不愿落戶在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不僅如此，既有的人才亦有可能留不住，或被其他院校挖走，或讀博離校。

4.科研競爭：先天不足。由于大多地方院校辦學歷史較短，特別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本之前的專科辦學階段，科研基礎條件差、對科研工作不重視，地方院校的科研普遍起步較晚、起點較低。這使其科研競爭力明顯落后于“211”“985”大學，突出反映在其承擔的課題上。如在2006～2010年公布的“十一五”教育科學規劃課題中，地方院校承擔的數量不到1/4⑥，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承擔的更少。

三、差異化競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性選擇

面對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競爭及其弱勢地位，如何突出重圍？選擇何種發展戰略？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作出抉擇的問題。在自然界，處于同一生態位的各物種為爭奪有限的資源而相互競爭，生態位重疊程度越嚴重，競爭越激烈。此時，為減緩競爭壓力，處于同生態位的物種會選擇生態位分離或移動的方式對群落的時間、空間和資源的利用以及相互關系方面，傾向于用相互補充來代替直接競爭，即實施差異化競爭策略，使由多個物種組成的生物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環境資源。

在社會領域，差異化競爭已是經濟學、管理學各學派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主要源于西方經濟學理論提出的伯川德悖論（Bertrand-Paradox），該理論認為兩個以上的生產同質產品的廠商，以不變的規模收益生產同類產品，以邊際成本銷售，會失去獲利空間。回避伯川德悖論的最現實和最常見的做法是實現產品差別化。作為企業競爭戰略的差異化競爭理論，同樣可以應用于教育組織的研究，用來分析院校的發展。高等教育是為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服務，又受其制約，而社會發展又是復雜、多樣性，其需求也是不斷變化的，再加之我國的區域、城鄉之間在社會發展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多樣化、差異化發展，才能靈活應對這一多樣化的外部環境。另外，從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學生的個人智力水平、學習能力、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等亦是多樣性的，大學也應差異化發展，以滿足社會個體的多樣化需求。伯頓·克拉克曾經斷言，“實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辦法就是把所有的雞蛋都往一個籃子里裝——高等教育最忌諱單一的模式”⑦。也正因如此，走差異化競爭道路，已成為當下世界高等教育辦學的共識。從本質上講差異化競爭就是追求獨到之處，以特色求發展。⑧潘懋元先生也說過：“每所大學能夠生存，能夠發展，能夠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雖然，當下對何謂辦學特色有不同的理解，但可簡單地概括為“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新”。這應該是對差異化競爭的最好詮釋。

對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在高等教育場域競爭中的弱勢地位，更需講求差異化競爭策略，應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色來尋求合適的發展空間，強化自身的獨特性、稀有性，走出發展初期的向金字塔頂端的院校模仿的泥淖，避免同質化競爭的劣勢，形成不同于其他學校的比較優勢，提高和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樹立品牌，構建獨特的競爭優勢。

四、特色辦學：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差異化競爭的路徑

總的來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辦學的“特”，要體現兩點：其一，地方性。即面向地方，立足區域。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即為其使命，脫離了這一點，新建本科院校則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失去生存和發展之基礎。我國地域遼闊，區域間發展極不平衡且各具特色。不同區域在文化積淀、經濟發展重點及社會發展戰略上的差異，為新建本科院校實現服務社會的理想，形成自身特色創造了有利條件。新建本科院校正可根據自身發展條件，結合區域發展現狀，確立服務重點，進而突出特色，最終形成服務地方的特色優勢，為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其二，獨特性。即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管在其辦學定位，還是專業設置、課題研究、人才培養和師資建設等方面都要和研究型大學、高職等其他類型院校有所區別，為自己爭得在競爭中取勝的機會。因此，具體來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既要通過走特色辦學之路實現差異化競爭戰略，又要做到以下幾點：

1.立足區域，科學定位。辦學特色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長期的辦學實踐與目標追求過程中形成的。但若無合理目標與科學的定位，不僅難以形成特色，甚至會影響學校的健康發展。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大學并無實際辦學自，這也導致其“無目標辦學”，以致一些院校經過幾十年發展仍“原地踏步”。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辦學應立足區域，科學定位：首先是明確自身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位置，即學校是一所地方性高校，即使未來辦學層次提升，獲得碩士點博士點，招生面向擴展，但是社會服務面向與發展空間仍主要是學校所在區域。其次是圍繞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特色辦學，強化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培養“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重點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咨詢、科技服務，并在服務地方的過程中獲得地方政府和群眾的支持。如廣東嘉應學院的辦學宗旨是“立足梅州、面向基層、服務廣東、輻射全國、延伸海外”，其定位為辦出“植根僑鄉，服務山區，弘揚客家文化”的特色。基于此定位，嘉應學院開展了一系列服務地方的活動，2008～2009年該校受當地興寧市委、市政府的委托，為其制定《興寧市總體發展戰略規劃研究》。最終，研究成果不僅獲得興寧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認可，還獲得了“廣東省2008～2009年度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2.以區域社會發展需求為基點打造特色新專業，吸引生源。社會需求是推動大學發展的強大動力，大學專業的設置主要取決于社會的需求。地方院校的專業設置只有密切聯系地方社會經濟發展，迎合地方社會需求方能創出特色。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各地區產業結構、經濟基礎大相徑庭，各有特色，這對地方院校的專業設置自然會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區域的重要產業往往是該區域的特色產業，需要特殊的技術、人才。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充分利用其區域的優勢，積極主動搜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信息，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設置特色專業。如福建龍巖學院根據當地煤炭資源豐富，需要大量研究、開采煤炭的高級專業人才的現狀，果斷地增設了采礦工程、地質工程、測繪工程本科專業，并與福建省煤監局、省安監局合作辦學。龍巖學院為煤炭企業培養定向人才，而企業則為簽訂定向培養協議的學生提供學費、專業獎學金，并分配工作。這種校企合作辦學的模式，很快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的反響，成為龍巖學院的辦學特色和品牌專業。

3.探尋區域特色文化，研究區域特色課題。科學研究是大學的職能之一。受辦學條件等限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課題的機會較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院校在科研方面可以無所作為。地方院校完全可面向區域特色文化，以研究區域特色課題作為科研的突破口。一是尋找區域特色文化資源，研究區域特色文化。如廣東嘉應學院依托地處客都梅州的區位優勢，成立客家研究院，其客家文化研究作為一項特色在海內外均有較大影響，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也因此成為獲批準成為“廣東省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省市共建重點研究基地”。二是積極利用地緣優勢開展特色“產、學、研”課題研究。地方院校對教師科研項目的考核應淡化“級別”，鼓勵教師面向區域經濟建設主戰場，從事直接為區域經濟生產服務的應用型課題研究，將科研拓展至當地企業，形成自己的區域性科研特色，并以此獲得地方政府、企業的支持和科研項目與資金，實現院校與區域社會發展的互動。如龍巖學院資源工程學院，成立“南方不穩定煤層開采研究所”，將其打造成校、企聯系的紐帶，產、學、研相結合的橋梁，對煤炭行業的重大課題展開技術咨詢，針對企業對不穩定煤層開采技術迫切需求和所面臨的重大技術難題確立研究課題，為地方經濟建設，特別是福建省龍巖市煤炭資源開發作出了重大貢獻，并以此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緊抓煤炭行業特點及專業特色的研究，帶動了龍巖學院資源工程學院科研的長足進步。

4.面向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培養特色應用型人才，提高畢業生就業能力。為地方培養特色應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特色辦學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核心競爭力。因此，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一是課程體系設計突出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特色。課程體系設計是根據人才培養規格確定的，必須符合培養目標的要求，進而滿足社會需要。為體現人才培養特色，滿足特色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及區域社會發展需要；課程體系在內容上應緊密圍繞人才培養規格、目標設計，以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在知識、能力和素質方面的基本要求為框架，構建科學、協調、可操作的課程體系；在形式上應增加選修課的比例，加大學生自主選課權，以拓寬其視野，培養創新能力，體現一專多能的人才培養目標，擴大畢業生的就業面。二是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構筑實踐鍛煉平臺。重理論、輕實踐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國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的普遍現象。對于面向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培養特色的應用型人才，需要加大實踐教學的力度，積極尋求與地方政府、企業的合作，為開展實踐教學環節構建實踐合作平臺，滿足學生開展社會實踐鍛煉的需要。如嘉應學院通過建立定向人才培養基地與當地企業長樂燒酒業公司開設“長樂人才培訓班”，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開設“移動人才培訓班”，整合學校和企業雙方優勢資源，契合學校、企業、學生三方的發展需求，打造實踐和理論學習相結合的平臺，為學生開展學習培訓、營銷實操、企業實踐等項目，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

5.分層次、分類別地建設師資隊伍。不管是區域特色辦學目標的實現，還是特色專業的建設、特色課題的開展及特色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最后都有賴于師資隊伍的質量，歸結為師資隊伍的建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這些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一是特色學科、特色專業的人才緊缺，師資隊伍結構和人才梯隊對特色辦學的可持續性和長久性也是個考驗；二是教師的實踐性和動手能力有待加強，“雙師型”教師緊缺，有的老師固守已有的理論研究，不愿拓展在實踐能力和應用性方面的研究。因此，為更好地實施特色辦學，落實差異化競爭發展策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應緊緊圍繞學科建設需要，以優化結構為目標，有針對性、有重點、分層次、分類別地建設師資隊伍。對于前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應：一是引進與培養并舉。一方面，建立特色學科帶頭人引進的保障機制，確保特色學科建設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引進外來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內部培養也不可少，畢竟現有的教師對于學校的特色辦學有更為深刻的認識，有更多的積累與準備。二是重視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強化重點學科、優勢學科、特色學科的人才梯隊建設，把大力培養青年學術骨干、青年學術帶頭人作為青年教師隊伍建設的重中之重，為學校的長遠規劃做準備。如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實施的“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計劃”，三年為一周期，并給予相應的專項科研經費，即取得了顯著效果。三是做好柔性引人工作。對于學校發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必盡求為我所有，但能為我所用即可。對于后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將教師下放到企業進行掛職，特別是應用性和實踐性較強的專業如機械工程專業的教師，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培養；在引進人才時要加強對其應用性知識、技能和實踐能力的考核，特別注意教師已有的實踐性知識基礎和動手能力是否適合相應專業、滿足該專業的需求；既要“走出去”，也要“請進來”，可以與地方企業達成合作意向和協議，定期聘請企業具有實踐經驗和動手操作能力的專業技術人員到學校進行講學，對本校教師進行培訓。

［注釋］

①朱科蓉.競爭——英美教育市場化改革的核心［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2）：88.

②別敦榮.我國地方大學的使命與發展戰略［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3）：84.

③趙炬明.精英主義與單位制度——對中國大學組織與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1）：178.

④紀寶成.中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歷史性變革［J］.中國高等教育，2000（10）：5.

⑤宋維強，廖媛紅.大學競爭的政治學分析：以“985工程”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6）：27.

⑥孫繼英，劉兆文.地方院校的科研競爭力現狀與對策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2010（1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