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社會治理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現代化的社會治理，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 鍵 詞]契約保障 協商民主 多中心治道

我們知道，休謨、斯密和密爾開創的經典自由主義禁止國家干預經濟，并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弗萊堡的“新自由主義”則更強調和諧的法律結構對保障個人自由和經濟過程的重要作用。根據自由主義的理論，市場經濟的出發點是自由而非控制，經濟活動只要不產生確定的社會危害，就不應受到政府的管制。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政府的消極能動性使問題變得復雜，現代化、后現代化進程中的政府更是如此。因此，盡管在制度演進的過程中，制度內生于市場交換中，但國家形態的出現有時會阻礙法律系統成為市場的主導治理機制，出現所謂的政府悖論。當然，要解決現代化或后現代化帶來的政府、市場矛盾，化解時代悖論，我們不得不從整個社會的生態角度和系統原理出發，以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途徑發展市場的理性秩序門閥－承諾契約保障機制、民主的裝置－公眾有序政治參與和多中心治道的實踐形態――合作治理，是必然的戰略選擇。

一、 經濟的邏輯：發展私人治理和第三方治理并重的市場契約保障機制

市場活動的核心是基于個體契約上的交易活動，交易雙方都希望從交易中獲取較多的利益，但是如果一方采取欺騙等機會主義行為違背原憲法階段上基于預期或威脅的承諾而形成的契約，交易將是危險的。正是政府和市場基于利益追逐的契約背叛和道德漠視造成了彼此難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們就必須建立某種新的承諾和契約保障機制來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失范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以維護市場交易信任和秩序，同時確保各方利益的實現。

具體來說，我們要明確各方利益，建立市場交易的多層治理機制，并獨立于政府作用之外。市場活動是在自由契約和承諾信任上進行的，各種保證承諾或契約的正式與非正式機制就是市場交易的治理機制。從政府與私人的角度來看，治理機制分為私人治理機制和國家作為第三方實施機制的國家治理機制。私人治理機制包括商業信任、交易者的道德規范、惠顧關系和交易協議等。國家治理機制包括經濟管制，行政法治，司法審查等，它是其首要任務保護產權與實施合同的第三方實施機制。為了確保政府與市場的沖突規避和利益牽連下的機制失效或腐敗問題，我們應保持兩種機制的充分獨立，并行不悖。既要有私人治理機制的非制度選擇，又要有基于政府行為的正式制度選擇。 景躍進就曾指出“這三種權利”之間又必須發生制約的關系，如果它們之間在功能上完全分開，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那樣，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門就無法進行有意義的制約”。私人治理機制應發揮主要作用。國家機制只有在個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風險出現時才有其存在的價值。大多數人，大多數組織以及大多數活動都應外在于“政治”因為他們是非政治的，政治性的“公域”才為政府機制提供了唯一的活動空間。

二、政治的邏輯：建構憲法秩序，踐行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協商民主

按照拉斯韋爾的界定，政治就是什么人，什么時候，怎樣獲得什么的過程，那么慣穿其中的權力理應成為政治的核心概念。還如海伍德所說，整個社會都處于政治之中，所有的政治實踐經常被視為權力的運作，政府是權力運作的中心。市場在某種程度上說應是政府權力運作的一般受體，同時也是權利行使的合法主體。在市場秩序或價值受到政府權力的強勢挑戰時，處于權力劣勢的經濟主體有訴諸司法救濟的各項權利，所以在二者經常性的權能影響失衡的狀態下，權力與權利之間時常發生矛盾。另外，當市場主體的商業性矛盾在市場機制下無法解決時，我們也可以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借助于政府主導下的合法行政程序來解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非理性市場行為或消極性的政治沖動。針對以上兩種情況，我們有必要踐行，嘗試協商民主，讓公眾實現有序政治參與，以協調市場的自由秩序和政府的威權活動之間的矛盾，為市場主體的合理利益訴求提供政治渠道，并通過此種政治裝置搭建二者經常性的溝通平臺、規范二者的能動性邊界，以達成雙方互動過程中的某種博弈平衡。

“憲法秩序”和“有序參與”是協商民主的前提條件。憲法秩序要探求這樣的權利義務關系：一切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主體性和自以為是的生活方式，而如此多彩多姿的個性和個別生活又必須在互相承認其它自律人格的對等性的前提下和平共處（這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場）。直接設定這樣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制度裝置是體制的議會。議會的基本原理有二：體現各種各樣利益訴表的代表原理以及通過討論妥協來調整不同利益的參與原理。當這種“代表制”下的“參與”達到一定的覆蓋范圍和理性程度時也就實現其“有序性”，最后也就構成了“協商民主”。在這樣一種政治裝置的作用下，方可實現社會主體的有序政治參與，通過某種“程序民主”來彌補其先天的權力劣勢和市場等社會機制無法解決的矛盾，從而緩和與政府的非理性沖突，強化雙方的理。

三、社會的邏輯：迎接現代化的挑戰，走多中心治道

21世紀的現代社會是個機遇與風險并存的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到來，各國相繼進入了工業化或后工業化階段。“瓦解的跡象，強勁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技術化以及眼前的就業保障可以釋放出推動或攜帶工業社會進入一個新時代的風暴。自反性現代化正使我們進入了一風險社會。在這里，社會、政治、經濟和個人的風險往往會越來越多的避開工業社會中的監督制度和保護制度。”。這就意味著原有的社會秩序正失去其存在的效力。傳統的制度績效幾乎越來越近乎于零。據此我們不難發現，當今政府與市場的矛盾就是這種現代化、自反性現代化的結果或表現。為此，政府必須對現代化或自反性現代化的現狀作出結構性回應，以化解風險社會的危機。使現代化、自反性現代化在積極的軌道上進行。

吉登斯強調，“由更加靈活的，中心分散的權威系統取代官僚等級制的趨勢很明顯，民主化進程再次與制度的自反性聯系到了一起，且明顯表現出自治原則”。可見，現今政府要走出后現代化帶來的治理困境，我們必須使“權威包括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在一種積極的基礎上得到重構，承認多權威中心的重要意義，使現代化、自反性現代化在共治的秩序中發揮某種積極的進步作用”。這種重構現代社會政府與市場行動結構的適應時代趨勢和社會特點的治理機制便是“多中心治道”。

“多中心治道”的治理結構形成了“國家―市場―社區”共生的宏觀角色功能場域層，同時也存在“公共組織―私人組織―非正式組織”共治的微觀組織行動層。只有“多中心治理”模式才能與公共服務的價值和要求相契合，才能在應對諸多復雜的社會問題中群策群力，擺脫單一行動的能力限制。同時協調社會各項功能以保證生產力的達成與社會的持續發展。這也是“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社會現實對社會治理模式的新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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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小衛:經濟學 [M] .上海: 立信會計出版社, 2006.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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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季衛東:新論 [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9

篇2

（一）風險社會的內涵

“風險社會”這個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首先提出，這里風險指的是：“完全逃脫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現代風險社會具有以下幾點特征：第一，現代社會風險是圍繞“人”而產生的各種風險，其中包括由于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未知性后果、人類活動導致自然環境的未知變化、社會制度本身缺陷所帶來的風險。第二，現代社會風險具有一般風險所有的不可預見性和無法度量性。第三，現代社會風險具呈現全球化和高危化趨勢。

（二）風險社會對國家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風險社會背景下，政府應當高度關注風險預防和治理工作，將其納入到核心職能當中。如今，巨大的風險可能使得多年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亞洲金融危機），政府非常有必要將社會風險管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其次，政府應當提高對自然、社會風險的預見能力。盡管風險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是政府作為一國資源和信息的最終掌握者，識別和預警風險并非絕無可能，政府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理性評估事項收益和風險的得失。

第三，政府應當具備較強的宏觀駕馭能力的同時擁有合作精神。風險的全球性和高擴散性使得一些局部事件可以迅速演化為全國性社危機。政府應當具有強有力的宏調控手段，同時與他國政府、社會力量積極尋求合作，果斷而堅決地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第四，制度化風險的存在要求政府不斷完善政府管理體制，著力構建民主、公平、開放的社會體系。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嚴峻的社會風險是制度風險，其中主要包括：制度轉軌風險；以收入差距為核心的社會差距的擴大；信息的流動和控制以及金融危機等。雖然社會風險的防治看起來更依賴于政府的調控，但事實上更加需要暢通的信息溝通，高度的社會合作和公民的自覺配合。

二、風險社會下我國國家治理面臨的困境

結構性失效涉及以國家為中心構建的整個治理結構，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國家治理能力的軟弱，政府無法承擔應有的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公眾安全的功能，更無法保證市場和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行；另一種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市場的關系不平衡，甚至僭越了他們的功能，從而誘發了后兩者的失效，造成眾多的社會問題。

制度性失效一般是指一些現存的規則和安排存在明顯的缺陷，無法有效實現其目的甚至具有反作用。表現為：一些某些社會問題沒有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存在法律真空，無法有效約束主體行為。或者雖然建立了相應的制度，但無法實際實行、取得其應有的效果，存在制度自身不到位；或者已經建立的制度并不適應具體的條件，存在制度的不適應。

政策性失效主要是因為國家要面對和解決不斷出現的各類問題，現有的政策會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適應當下的需要，對于任何一項政策或者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都存在失效的可能。

三、風險社會下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策略

政府對于風險社會的治理不可能完全避免嚴重公共危機的發生，但風險社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又使得政府無法逃避風險社會的治理責任，因此，政府應當設法提高風險治理手段的有效性，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來說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包括：

一是要逐步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發揮黨和政府在國家治理中的核心和主導地位的同時，要足夠重視市場與社會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充分發揮七自身的調節和反饋功能。十八屆三中全會反復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來講，市場不單單起著配置的功能，還具有建構經濟秩序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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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國家治理角度下的社會治理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正式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深化改革的新要求，這說明我國的整體治理已經進入現代化進程，然而從社會治理中還存在的諸多問題就可以看出，我國治理的現代化并不成熟，需要通過不斷地完善和創新彌補這一缺陷與漏洞。

1、社會治理進入轉型時期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將原來的計劃經濟轉變成現如今的市場經濟，這也意味著政府和國家對經濟干預的程度越來越弱，社會和市場原來的權力逐漸恢復，黨和政府通過利用社會的自治能力完成社會治理，因此社會治理的空間正在逐漸擴大，這與政府直接干預社會治理的傳統管理模式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社會自身的權利和職能被不斷還原，我國的社會治理也由此正式進入轉型時期。[1]

2、社會治理工作內容不明確

國家很早就提出社會治理格局的總體規劃方向，希望能夠建立起黨和政府、社會與公民之間相互協同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雖然已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國在現階段的社會治理當中仍然存在工作內容不明確，對社會治理認識不清的情況，首先黨和國家對社會本身具有的治理能力存有懷疑，與此同時在社會治理工作內容和工作主題的討論當中，黨和政府進入了一個思想誤區，即認為社會治理只有緊緊依靠政府的權利和職能才能得以落實，充分相信社會自治能力成為幻想和泡影。

3、社會治理中參與者角色混亂

在社會治理當中，政府和社會是其中的主要參與者，而現階段的社會治理當中，政府仍然將自己作為社會管理中的領導者，強調自身對社會管理的絕對管理權力和絕對主動權，所有的社會資源必須通過政府才能進行分配使用，但是社會組織作為社會治理中的關鍵部分，本身具有一定的影響和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管理之中并沒有得以實際展現，所謂的參與社會管理不過是一種表面形式，政府對社會組織一直處于壓制和命令的狀態，要求社會組織完全服從政府的命令。[2]

4、社會治理體制缺乏創新

基于國家治理下的社會治理雖然一直提出要創新、要改變，但是就實際結果來看，并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社會管理仍然采用傳統政府下達行政命令和使用管理手段的傳統管理體制，政府擁有絕對的主導作用和主體地位，社會組織和公民仍然是社會治理中的邊緣參與者，另外長期以來使用同一種社會管理工具，這種帶有絕對色彩的單向型社會治理體制缺乏新意，由于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擁有至高無上的主導權力，因此很多政府職能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這嚴重了影響社會治理的實際效果。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

1、建設和服務并重

只有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雙管齊下，才能夠切實完成好社會治理工作，社會建設與社會服務能夠有效推進社會治理工作的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就是建立在社會建設和基本社會公共服務的基礎之上，利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的社會制度、社會體制為依托和藍本，把建立良好穩定的社會結構和公共秩序作為最終目標的管理制度。將社會領域中的各個體制和制度網絡緊密連接起來最后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并且通過在該制度體系之中推動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全面完成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

2、政府、市場和社會平衡

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下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能夠充分做好政府職能、市場職能和社會職能的統籌安排、平衡協調，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期間想要實現社會治理創新需要從創新社會治理的方式入手，這就需要做好政府職能、市場職能和社會職能三者之間的協調與平衡，社會管理中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把握整體大局，但是政府并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政府需要適當的進行權利歸還和權利轉移，充分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和社會的自治能力，在堅持依法治理、強化法治力量和法制思維的前提下，通過宏觀調控手段調動市場自身調節功能，平衡各單位之間的經濟利益，解決社會中的經濟紛爭，運用社會自治能力中的道德約束，平衡各組織之間的關系，消解社會矛盾。[3]

3、加大社會組織的影響作用

社會組織是社會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統的社會治理體制之中，社會組織一直聽命與政府，缺少自我參與意識，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就是要加大社會組織的影響和作用，需要協調和平衡好社會組織與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關系，這就要求政府需要交還給社會組織其原本具的職能和權力，讓社會組織真正參與到社會管理之中來，比如說社會組織中的各大商會需要脫離政府機構實現獨立，特別是需要著重培養社會志愿和公益類組織，通過建立獨立的行業協會或慈善組織等完成部分社會治理工作，尤其是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不再需要直接與政府打交道，而是交由社會組織進行監督和管理，能夠更好地完成其本職工作。

4、正確對待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比如說逐漸加大的貧富差距、不公平的社會分配、政府官員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現象，需要用平常的心態和眼光來看待，目前在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對社會矛盾抱有偏見和恐懼，甚至將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活動也看做是會影響社會治理的“妖魔化活動”，其實在歷史上并沒有任何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的現成經驗可以使用，這本來就是一項創舉，在摸索建設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許多矛盾和風險，因此大可不必覺得如臨大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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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好油化服務

堅持“四共”方針，全力以赴搞好油化企業生產生活服務。

(一)突出保障4000萬噸穩產

重點維護油田產能秩序，嚴厲打擊偷盜油氣和電力設施等違法犯罪行為；整治產能區生產環境，加大違建和占壓油氣管線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隱患；保障油田勘探開采用地，協助做好占地、補償等相關工作，為產能建設提供強力支持。

(二)服務石化項目順利推進

大力支持120萬噸乙烯改擴建、30萬噸聚丙烯二期、千萬噸煉油等項目按計劃推進，確保年內建成投產。積極協助企業謀劃爭取“十二五”重點項目，力爭在擴大煉油規模、推動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進展。

(三)統籌和諧礦區與現代城市同步建設

支持創業大道升級、龍南醫院擴建、商廈地區綜合改造，促進礦區基礎設施和服務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礦區開展綜合治理，綠化生產區，美化居住區；支持創業城、石化會戰園等居住新區建設和老居住區改造，進一步改善職工生產生活環境。

二、抓好產業項目

深入實施“三百”行動計劃，服務企業更好發展做優存量，突出產業項目建設做大增量。新建續建千萬元以上產業項目367個。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經濟為重點的現代農業項目。推進旱田節灌和水田灌區項目，全力建好30個現代農業示范區，新增膜下滴灌和噴灌110萬畝。力爭糧食增產10％。著力打造四季青溫泉果蔬、大同青提、紅崗花卉等10個特色基地。加快建設6000噸提子醋等加工項目。大力推進冷鏈倉儲、物流中心、農超對接等服務配套項目，擴大棚室經濟綜合效益。深入推進養殖方式“三進三退”，新建改建牧場和小區140個，奶牛肉牛集中飼養率提高到70％。全市農業增加值增長15％。建好立市龍頭和戰略新興為重點的地方工業項目。加速推進550萬噸重油催化熱裂解、50萬噸C綜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項目，謀劃建設聚烯烴、合成橡膠、液態化工等延伸增值項目。拉長石化產業鏈條；全力推動沃爾沃乘用車生產基地項目盡快形成整車生產能力，跟進引建汽車零部件配套項目：啟動建設低碳光伏產業園，同步開工電池切片、光伏組件、光伏發電等全產業鏈項目，大力推進忠旺鋁材、福瑞邦生物制藥、三峽風電等項目，帶動戰略新興產業更快發展。全市地方工業增加值增長30％以上。建好名企引領和高端業態為重點的服務業項目。堅持“隨著城市進程走、迎著生活需求上、圍著生產服務抓、跟著深度創意謀”，生產服務業與生活服務業并重，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并舉。新建續建服務業項目100個以上。加快建設唐人中心等城市綜合體和紅星美凱龍、奧特萊斯等高端名店，帶動形成城市商業商務和生活服務中心區，在滿足市域需求的同時提升域外輻射帶動能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0％；加快建設北國之幻城、龍鳳濕地公園、阿木塔風情園等旅游項目，引進北京秦龍等旅游企業，高水平辦好第五屆濕地旅游文化節，旅游總收入增長30％，打造全季、全域、全業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新華08國際石油資訊中心、黑魚湖國際藝術村等文體項目，搞好大型場館運營，推動發展創意設計、演出賽事、文博會展，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30％；加快建設金融產業園區等金融項目，使金融業增加值增長25％：加快建設服務外包產業園，擴大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動漫設計和軟件開發等高附加值業務比重，新增服務外包企業30戶以上，營業收入突破80億元。全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長20％。建好基礎承載和產業關聯為重點的園區項目。建好成果轉化和企業孵化為重點的科技項目。推動政研校企協同創新，努力增強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促進“原字號”向“產業鏈”、“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級，建設國家雜糧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抓好高新區國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提升科技園、孵化器、中試平臺等功能，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全市轉化省級以上科技成果超過100項，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0戶，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增加值550億元。

三、抓好城鄉建設

堅持建管并重，進一步夯實市政基礎。1.推進新城開發老區改造。2.推進重點工程建設。3.推進新型村鎮建設。4.推進生態環境建設。5.加強現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實事

(一)群眾在我們心中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要繼續壓縮一般性財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專項支出，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解決好百姓關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難事，讓群眾得到更多實惠。1.促進教育均衡。順應群眾期盼，努力辦人民滿意教育。2.促進文化惠民。開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3.促進醫療優質。加快推進市婦女兒童醫院、市三醫院擴建等重點項目建設，進一步改善鄉鎮和村醫療衛生條件，繼續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功能，全面加強“六個對接”，深入推進與國內外名院名醫合作，重點建好遠程會診系統，為群眾提供更加便捷、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4.促進保障提標。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性支付比例達到90％和70％以上，進一步提高城鄉低保標準和財政補助水平。

(二)傾力辦好十件民生具體實事

一是幼兒入園。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區環境。四是農民看病。五是大學生和退轉軍人就業。六是低收入群體住房。七是中小企業融資。八是社會化養老。九是物業供熱管理。十是群眾文化休閑。

五、抓好社會管理

(一)突出重點人群服務管理

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圍繞“十類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證”管理制度。實現流動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點矛盾防范化解

圍繞新形勢下容易引發和影響社會安寧的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土地糾紛、文化沖突、違法犯罪、流動人口管理、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社會心態失衡、復雜場所整治、刑釋解教人員繼續教育等十個方面問題，深入開展普法宣傳教育。推進“百項服務”進社區，全面加強社區社會組織規范管理，強化互聯網安全監管，依法規范網絡信息傳播。

(三)突出重點領域安全監管

圍繞食品、藥品、交通、建筑市場、消防、生產、校園、礦區等“領域”安全，著力增強安全防范和應急處置能力，集中開展飲水安全、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專項治理，確保安全形勢持續穩定；推進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信息化建設，提高智能化監管水平，確保社會平安和諧。

六、抓好改革開放

(一)推進重點改革

以組建文化體育旅游集團為牽動，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做好縣區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為切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下放事權、創新審批方式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平穩完成新一輪崗位聘用為著力點，深化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二)擴大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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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現代西方管理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再到文化人的假設是現代管理文化的升華。在知識經濟時代，也是我國管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人類經濟活動中人文精神的需求正變得越來越強烈，文化這一涵蓋社會、涉及人類總體行為的綜合性命題，早已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中。經濟領域的文化意蘊成了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主題，在全球范圍內，構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熱”。經濟學家、管理學家以及企業家不得不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和思考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一種新的管理模式一—文化管理成為知識社會管理的需要。

1.管理理論中的人性假設

任何一種管理理論及其實踐均以一定的人性假設為邏輯前提，如何認識人的本質或本性，是管理學上理論紛爭及其發展的本源。從西方管理發展歷史來看，對人性認識假設大致經歷了古典時期的“完全理性人”假設，泰羅“經濟人”假設，梅奧的“社會人”假設，馬斯洛的“自我實現人”假設，史克思“復雜人”假設。基于這些假設而產生了X理論，Y理論，超Y理論等多種管理理論。人性假設是對人性善惡的價值判斷。判斷不同，就引申不同的管理思想，現代西方管理學中較為流行的是三種人性假設-一“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在“經濟人”看來，多數人天生懶惰，管理就是為完成任務而進行計劃、組織、經營、指導、監督，管理的重點是提高生產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不必考慮人的感情和道義上的責任。在獎勵制度上主要用金錢刺激人的積極性，同時對消極怠工者給予嚴厲懲罰。

“文化人”理論認為，人的心理與行為由人的價值觀等決定，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企業員工的價值觀，而企業文化與企業所在國家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在企業文化運動中，美國人的理論研究成果層出不窮，而日本人則在實踐方面更加出色。在“文化人”看來，人是文化的產物，同一生活環境下的人具有共同的行為模式，人格的塑造最核心的是對人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的影響。一個人、一群人、一個組織形成自己的獨特而穩定的行為模式十分重要，它是自身價值實現及影響社會、作用他人的前提。

“文化人”假設著眼點在于管理模式的建構。威廉·大內考察二戰后日本企業發展速度之所以遠遠超過美國，其原因在于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不同于美國企業，威廉、大內把這種模式稱之為z型管理。主要特點是:長期雇傭職工，而不是像美國那樣采用短期雇傭方式。緩慢地進行職務晉升。工作任務專門化的程度適中，不主張采用高度專門化的職業設計。對職工采取非正式的管理控制，但應運用十分明確的成績測評手段。他們思想深處積淀的文化定勢始終發揮著潛在的作用，制約著他們的觀念和行動。

2、對文化管理的思考

2.1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再到文化人的假設是現代管理文化的升華縱向地申視西方管理學理論，是從科學走向人文，從科學管理到人文管理到文化管理，總的趨勢是管理的軟化。理性管理文化與非理性管理文化是管理文化的兩個維度。“經濟人”代表了理性管理文化，“社會人”代表了非理性管理文化，“文化人”假設符合現代管理對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統一的要求。

“經濟人”假設把金錢看作是主要的手段來促使下屬人員努力工作，而且創造一種促使人們只關心個人利益的競爭環境。這對各種規章制度的貫徹執行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整體上看，這種人性假設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相當大的負面效應。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的生活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經濟人”假設有一定的作用，但隨著各方面的提高，“經濟人”假設的作用也將會越來越小。 與“經濟人”假設相比，“社會人”假設意味著不僅要關心人的工作，還要利用物質的、精神的手段調動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但是“社會人”假設還沒有把職工看作是有價值觀念、有思想、有修養的人，因而難以使職工樹立正確的、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不利于充分挖掘職工的潛能，進而進行創造性的思維和勞動，管理的績效也將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文化人”假設符合現代管理對理性和非理性二者統一的要求。第一，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是從事智力活動的腦力勞動者，都是“文化人”。第二，“文化人”是高度理性和豐富情感的最佳載體。一方面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崇尚科學，按科學規律辦事;另一方面，具有較高的藝術文化修養，崇尚自由和個人價值實現。

“文化人”假設中把人定位于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一方面尊重科學，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管理中;另一方面把人類從高技術的壓力下解放出來，重新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克服高新技術帶來的價值失落和消極情緒，樹立起個人自信和個人價值，找回精神支柱和文化歸屬。因此，在管理文化中，“文化人”是對“經濟人”和“社會人”的辨證整合，也是一種升華。

2.2對知識社會文化管理的啟示